最后的战争：文化(2)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出重拳整肃了他的官僚系统，特别是执法系统。
那些平素里做惯公器私用、徇私枉法，导致大罪轻判，小罪重判的司法人员，成为这次整肃的重点。
这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知道，秦帝国是以法立国的国家，《秦律》对于秦帝国的意义，就如扶持农业对于秦帝国的意义一样。后者构成帝国的经济基础，是立国之本，前者则成为帝国的政治基础，是立国之魂。
对于秦帝国来说，这是他的两条脚，断不可偏废。
而帝国的执法官们，其执法水平如何，是否秉公办事，将直接成为帝国规划是否成功的风向标——民心向背。
因此，秦始皇这才拿出了他的看家性格，重拳清洗了他的执法系统，并且让那些“治狱吏不直者”付出惨重的代价：一律充军边疆。
一部分北上当搬运工，搬石头修长城去了。一部分南下五岭地区，镇守南疆。
秦始皇用实际行动体认了儒家的“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的积极意义，尽管他满脑子法家主义。
似乎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效应，以及南征北战的胜利完成，让秦始皇心情愉悦。
于是，他来了雅兴，置酒咸阳宫。
他要大摆宴席，他要大会群臣。
作为帝国的智库——博士七十人，也受邀侧身盛宴。
不曾想，一场更大的风暴竟由这小小的酒杯来酿成。
在幽雅的环境里，喝着美酒，听着雅乐，聊些生平极快意的事，不管是谁，遇着这样的情境，其心情自当如高天的白云，飘得很。
古人称这样的场合为“置酒”，同时为了烘托氛围，通常还会在“置酒”后面加上二个极高级的后缀——高会。
“置酒高会”是说，此情此景，谈形而上，比如白云与虚幻，包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合适的。
不合时宜的是，谈泥土以及泥土之上的泥泞。
就是说，这样的场合，无需务实。
作为帝国智库的长官——仆射，那个叫周青臣的人，就迎合了这样的氛围，说了些很上场面的话。这些话当然让秦始皇很受用。
比如他说，“现在日月所照的地方没有不服皇帝的威灵的，又把诸侯国改成了郡县，从此可以免去战争的祸患，这是上古以来不曾有过的盛事。”
秦始皇听了果然大为高兴。
然而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不知趣且大胆的人，他分明是不满意这样的波平浪静，于是照狠地往酒池里砸石子。
这个人名叫淳于越，齐国人，官衔是博士。
所谓博士，现在是一个学位名称，但在古代，是一个官名。在秦始皇时代，博士相当于策略顾问——通古今。
前文已述，在建国初期，左丞相王绾鉴于形势的需要，提出部分恢复分封制的问题，但由于李斯的坚决反对，秦始皇没有采纳这个看来是正确的建议。
时间过了整整八年，淳于越之所以旧事重提，很可能是出于他对现实地进一步观察，由此得出来的结论让他很不放心。
换言之，基于他的判断，淳于越很可能认为秦始皇或者帝国智囊，对当前形势的估计有过于乐观之嫌疑，这才将八年前的旧议案重新翻了出来。
支持上述观点成立的论据是淳于越的态度，他以极罕见的、不计后果的粗暴姿态，在同样是粗暴的秦始皇面前发起飙来。
这分明是在挑战底限。
如果不是形势危急，如果不是出于忠诚于国家的角度考虑，淳于越岂肯押上身家性命的如此“胡闹”?
由此来看，淳于越应该算是一个道地的忠臣。
他猛烈地抨击了周青臣，无耻的当面拍马屁的行为。
他说：“商王和周王因为封建了子弟和功臣，所以才有千余年的天下。眼下，皇帝的子弟却是匹夫，一旦碰到了权臣篡国，试问有什么人可以帮助皇室的?做事不以古人为师法，决不能长久。周青臣当面谄谀，不是忠臣。”
博士就是高，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比王绾有水平有深度多了。
对于淳于越提出的这个问题，秦始皇没有匆忙下结论，而是按惯例，交给臣下去讨论。
有一个人的反驳也很有深度很有水平，某种程度上讲是很有毁灭性。
这个引来毁灭性后果的人就是著名的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