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战争：文化(3)
此时，李斯的官衔是左丞相，这意味着李斯成功取代了前左丞相王绾，致使后者义无反顾地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眼下是死是活，是善终还是恶终?一概不得而知。
直到多年之后，他的著名论断才为刘邦所忆及并大力付诸实践，但那也是天翻地覆之后的事了。
历史真是很奇异的东西，有时候，她的几年或者几十年时间，抵得上几百年的精彩。比如有秦前后的十几年历史，表面上它是政治层面的终结分裂，实质上，支撑这种胜利的最有力武器——文化，并没有因此而走向趋同，却是依然延续战国以来各说各话、各拥山头的吵吵嚷嚷的局面。
时势使然，秦帝国必要争夺并且控制住文化制高点，让这种致胜武器继续成为实施帝国建设的护法使者。在这个过程中，秦帝国实质上是经历了又一场战争，虽然只是一场文斗，但其间的惨烈，绝不亚于旷日持久的武斗——统一战争。
往后的历史表明，这场战争，秦帝国打输了，输得很彻底，将长年武斗所得来的成果全盘输尽。
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文化战争。
种种迹象表明，秦帝国的历史应该更多地从文化层面去考察她，看待她。这与后来的王朝，因为暴政而被农民起义军推翻，有太多的不相同之处。
秦帝国的失败，更多的则是文化层面上的失败，这才是她的不同凡响的精彩之处。
由此来看王绾的失败，我认为，他并不是失败于政治斗争，即是失败于这种文化力量。
据此观察，勇于唱反调的淳于越，我们在感佩他的胆识的同时，不得不承认，他注定也是要失败的。
李斯在廷议中的反驳意见，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不仅仅是指由于李斯的发言，导致了影响深远的灾难性后果之出现，却是更有它的另一层深刻的含义。
就是说，李斯的发言，其实是秦帝国在意识领域发起文化战争的集结号。
经过多年的忙碌之后，秦帝国终于将注意力聚焦在了意识形态上。
历史的经验表明，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也是多事的问题。
和淳于越一样，李斯在最后给出自己的结论之前，同样对现实形势作出了他的战地观察。应该承认，李斯的此一番观察意见是很深刻的，极有针对性。
我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李斯还是很忠诚于他的国家的。
李斯说：“今古的制度不同，原不是立意相反，乃是时势变了。我们所定的是万世的大业，那只懂得三代之事的淳于越哪能体会到这些新制度的意义。从前天下未统一时，君主所定的制度常常受私家之学的攻击，他们说的名为古事，其实是装饰出来的虚言。现在天下已统一了，而这种风气还没有改变，倘不严令禁止，那么下面的党派一结成，上面的威权就得坠落。”
到底是李斯，终究有他宽阔的政治视野和政治敏锐，我认为，正是这种异乎常人的能力，才决定了李斯最终能混出今天的人样。
仅以本次廷议为例，李斯就敏锐地意识到，淳于越的这种思想倾向不当只是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就是说不是个案，而应是普遍存在于当时思想界的普遍现象——这一点，从李斯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来。
耿直的淳于越，不过是这种普遍现象的突出代表罢了。
因此，精明的李斯才有意绕开“就事论事”本身，却是对这一现象发起了无情攻击：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这才是李斯的高明之处。
李斯认为，这不利于政权的稳固。
于是，他抛出了足以震惊千里的结论：
“除《秦记》之外，天下所有的列国历史一律扔进火炉。除博士典藏之外，天下所有的《诗》、《书》、《百家语》，全部上交政府府，然后集中烧毁。
胆敢聚众讲《诗》、《书》的，处死刑。胆敢引用古事来反对今制的，全家处死刑。官吏知道了不举发，处同样的刑罚。令下三十天还不烧的，髡钳了去修长城。
所留存的，以医药、卜筮、种树的书为限。
想学法令的，就到官吏那里去学。”
秦始皇照准了这一充满血腥的议案。
以上即是历史上著名的“挟书律”出台的经过，它应该是现行有效的《秦律》之新增条款，有效期从本年度起(公元前213年)，一直延续了整整22年，直到公元前191年(汉惠帝四年)才废除。
——李斯的发言还包括另一项极重要的内容，即“妖言令”，其精神实质是“以古非今者族”，公元前187年(高后元年)废除。
就是说，著名到偏向于臭名昭著的“挟书律”，竟然跨越了整个刘邦时代。
这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实在不同凡响。
试想，如果刘邦不认同挟书律，他何以要让这一条款在自己的治下晃悠了那么多年?
换言之，不只是秦始皇，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刘邦同样意识到“挟书律”的巨大现实意义。
后世史家通常将这一意义简洁地表述为“统一思想”。
当然，也由于上述四个字太过简洁，再加上它是以如此血腥的面目来实现简洁的表达，遂与枝节出来的另四个字攀上纠扯不清的关系，而且相当负面，屡遭鞭挞。
这四个字就是“思想禁锢”。
这固然不是好东西，谁人愿意在牢里呆着?心灵其实更渴望自由。
然而事实上，不管是古代还是今时，无论中土还是西洋，建立一种主要的、可为世人所共同遵守的价值评判体系，却是必须的。这就如商贩手里的秤，它是买卖双方的共同约定，不可能任由商贩做手脚来肆意短斤少两一样。
如若这样，岂不乱套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谈。
这是“挟书律”的下延。
由此上溯，我们会发现，“挟书律”果然不是孙猴子，它并非凭空从石缝中蹦出来，也不属于横空出世，却是自有其脉络清晰的族谱，可供我们找到它的祖宗牌位。
我们终于找到机会，以具体实例来谈谈，秦始皇的路线选择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