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1)
应该说，攻占陈邑，是陈胜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最为冠华炫丽的一笔。他的个人威望，也应该就在此时此刻，达到了他人生的顶点。
因为准确的军情分析，漂亮的声东击西，以及近乎完美的虚晃一枪，无疑告诉他的追随着，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跟着陈某人干，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这种光明就象军事重镇——陈邑的唾手可得一样。
我想，不仅仅是其麾下士兵会持这种观点，往后的事实亦证明，陈胜似乎也自认为，他完全有这样的资格摆出胜利者的姿态。
就在这时，军中冒出了二张陌生的新面孔，其身份的特殊与非同寻常，更是增加了陈胜的这种自信。
这两新面孔就是陈馀和张耳。
我们在前面说过，帝国政府曾鉴于陈馀和张耳的名气，一意要缉拿他们归案。不得已，他们只身逃到帝国控制力相对薄弱的某个地方，隐藏了起来。
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陈、张的藏身之地竟然就是陈邑。
由不得我们不感叹，冥冥之中，似乎真有那么一种力量要天亡秦朝。
当陈馀和张耳，这二个已然等待了太久的反秦人物，急不可捺地出现在陈胜的面前时，对于秦帝国来说，这决不是好消息。
因为它意味着，造反军与更为无敌的反秦势力顺利实现了会师，那个充满暴力气息而又无处不在的暗流涌动，自此顺理成章地成为明火执仗，并且以张牙舞爪之势，席卷了中国大地。
事实也正是如此，陈胜首举义旗之后，各地反秦势力纷纷跳将出来，诛杀官吏，扯起大旗，响应陈胜。
关于这一点，文献上的说法是，“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陈涉即陈胜)。”这是《陈涉世家》的记载。
另据《秦始皇本纪》：“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
山东指淆山以东地区，那可是旧时六国的老地盘。
同处一片蓝天之下，同样的政策，同样的统治秩序，“山东”人民感觉很苦，因此要反。而作为帝国的龙兴之地，“山西”人民并不感觉到苦，因此不反。
这是为什么呢?
综合之前的种种分析，以及反秦势力之后的诸般表现，我认为，最为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早已阴蓄不臣企图的反秦势力，借机生事，因势起哄，这就象岩浆的找到火山口一样。
所谓天下苦秦久已，不过是面上的托词罢了。
当然，眼下，响应最为激烈的人当属陈邑百姓。
城中英豪很是佩服陈胜的壮志和勇气，一致推举他当“楚王”，统一领导抗秦事业。
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
南面称王，威风八面，富贵逼人而且光宗耀祖，不可否认，是人都会怦然心动。
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成功并不取决于心动，而是取决于行动。
而事关成败的行动，它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那就是时机。
所谓时机，其意义接近于本初用于煎药的火候一词。掌握适当的火候，可以煎出中药的最佳药力。反之，火候控制出现偏差，药力自然不能达到最理想的效果。
这就是裴松之(东晋史学家，《三国志注》的作者)所说的“有机不可失，无机不乱抓”。
那么，眼下是陈胜称王的最佳时机吗?
在做出结论之前，我们且来看陈馀和张耳的趋势分析。
他们认为，当前最为明智的举动应当是：
一，派大军继续西进，扩大声势。
二，派人寻访六国后人，复立六国。
特别后者，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六国的复立，对于陈胜而言，也就意味着，最大程度地广树党羽，扩大支持面。反之，对于帝国政府来说，则无疑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她的敌人。
只有这样，才能为未来的帝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言外之意，陈、张二人认为，陈胜的眼光应当放长眼一远，应有充够的心理准备做一个皇帝而不是区区楚王。
因此，明确反对陈胜现在称王，否则，一旦私心过早暴露，人心必然涣散。
这就是说，陈、张并不认为眼下是称王的最佳时期。
如果理智足够清醒的话，陈胜没有理由不接受陈、张二人的意见，因为这完全符合陈胜之前即已确定的，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
在这一点上，陈馀、张耳和曾经的陈胜，达成了默契。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此时的陈胜和之前的陈胜，虽然只间隔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却不复昔时的清醒与冷静，端的就是目光短浅的惊人模样。
表面上，陈胜称王，国号“张楚”，似乎还要继续当初的即定方针，还要继续为“张大楚国”而努力。实质上，从内心深处来讲，他只是一个一心想富贵的人，这就象当年他发誓“苟富贵毋相忘”那样的赤裸裸一样。
因此，在可欲面前，他没能把控住自己，却表现出惊人的急功近利。其临床症状就是完全被胜利冲昏头脑，彻底丧失对大局的判断和掌控能力。
这就是陈胜不可理喻的志量，最终成为导致他最后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陈、张两人对他的失望是可以想见的，他俩最后选择离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风起云涌(2)
坐镇咸阳的胡亥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相反，对于据实回报的使者，胡亥大发雷霆之怒，认为这是造谣，于是将可怜的使者打入大牢。
这样一来，大家也就乐得尸位素餐，全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照样悠哉游哉地过他掩耳盗玲的快活日子。
这就是赵高一手提拔起来的那些官员的素质。
而当胡亥似乎隐隐有不安之意，问起“山东”反情之时，这些厚颜无耻的人竟然说：
“不过是一群偷鸡摸狗之徒罢了，地方官已肃清之，不必大惊小怪。”
听到这番信誓旦旦的话，胡亥也就放心了。
这放心的代价就是，帝国失去了因应处置的最佳时期。
那么好吧，且来看养虎遗患是如何练成的。
当此之时，坐镇陈邑的陈胜，俨然一幅指挥若定的大将气派。
他派出三路大军继续西进，梦想一鼓作气，拿下咸阳。
一路由“假王”吴广指挥，督率各路人马由陈邑北上，进逼三川郡郡治所在地——荥阳(河南荥阳)。
按我的推测，陈胜理想的作战意图似乎是，在拿下荥阳之后，吴广即挥戈西进，与另一路大军会合，直捣咸阳。
这另一大军是周文的部队。
周文，即周章，陈邑豪杰，曾经效力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帐下——黄歇是楚国大臣，后来投奔项燕，为“视日”(占候时日，以卜吉凶)。
从这个履历来看，周文显然是懂得兵法的。
陈胜遂给了他一个将军印，条件之一是兵自己招，之二是“西击秦”。
第三路大军是宋留的部队。
宋留，铚人，他的主攻方向是南阳郡(河南南阳)，然后从南阳进入武关，从南路进兵咸阳。
当这三路大军相继出发之后，令人惊奇的是，此时，陈胜表现出来的乐观情绪，竟然和咸阳城里的胡亥一模一样。
后者是盲目地相信天下无贼，而前者则是过高地估计帝秦将不堪一击。因此，并不做事实上的后续应对准备，这正如胡亥坐视事态向不可收拾方向发展一样。
有一个人就瞧出此中的不妙倾向。
此人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孔鲋，帝国错误的挟书律政策把天下知识分子逼向对立面的代表人物。
他的名言是：“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果然，当他得知陈胜起兵之时，即怀抱“孔氏之礼器”，脚不旋踵地往归陈胜，获尊“博士”。
可见，起事之初，陈胜王的阵营真可谓人才济济。
孔鲋警告说：“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最好的办法当是依仗自身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不能以敌人是否会来进攻为凭借。否则，一旦遭遇不测，后果将不堪设想。”
往后的事实会证明，孔鲋的这个预见是正确的。
可是，陈胜再一次拒绝了正确的意见，而且表现出十足的狂妄。
他说：“我的计划万无一失，先生不必多虑。”
可以肯定，陈胜不是一个无知的人，问题在于，狂妄让他失去了正常的理智与判断力，几近于无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陈胜已然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原因。
事实是，这三路大军都没有收到预期的作战效果。
这预示着陈胜灾难性挫折的开始。
风起云涌(3)
我们在前面说过，帝国四通八达的驰道系统，除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出于军事层面的考虑。
就是说，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便捷的交通网即可将帝国的武装力量运抵任何一个需要到达的角落。
这是秦始皇的考虑。
就中最为著名的一条就是横贯东西的主干道：自咸阳东出函谷关，经洛阳，循济水东行，达定陶，东抵临淄。
这条主干道相当于帝国的命脉，即是经济的，也是军事的。
明了了这一点，现在再来看吴广的军事行动，我们会发现，这其中大有文章。
吴广从陈邑北上，心无旁鹜，直取荥阳。
他为什么非打荥阳不可呢?
两眼老盯着荧屏，或者自顾在空气画圈，当然很难理解这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但当你在书桌上腾出一点空间，摆上诸如“中国古代史地图集”之类，可以直观地名的书籍时，你就会晃然大悟，答案原来象空中的月亮一样一目了然。
手指点中“咸阳”，然后顺着东西主道的路线向东，“函谷关”之后，出现在你眼前的，必然是洛阳。而紧接着“洛阳”之后出现的是什么呢?
是的，它就是荥阳。
换言之，荥阳是东西主干道的必经之路。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荥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必经之路，其地理位置显示，它的存在不可轻忽。
战国时期，荥阳与距它不远处的成皋(河南汜水镇虎牢关)，曾是拱卫韩国首都——新郑安全的北方要塞。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秦将蒙骜攻占成皋、荥阳，新郑就此成为秦国的囊中之物，三川郡即于此时设立。
这就是荥阳的险要形势，它与其西面的函谷关，俨然构成互为支撑的军事存在。
荥阳能忽视吗?
不容忽视的荥阳与吴广一意用兵荥阳之间，其道理就不言自明了。
就是说，打下荥阳，对于造反军来说，等同于切断了帝国的交通命脉。试问，这个时候，帝国政府还能灵活的调度他的部队吗?此其一。
其二，周文单兵西进函谷关，其侧翼或者后防线，无疑是他的核心顾虑，而吴广如果能顺利拿下荥阳，也就意味着，他将为周文提供生死攸关的后防线掩护。
这才是吴广真实的军事意图，也是陈胜据以为狂妄的心理基础。
此时，镇守荥阳的是三川郡郡守李由。
而李由是谁呢?
李由即是丞相李斯的大公子。
吴广按计划围困了荥阳，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未能按计划打下荥阳。
这就是说，吴广未能实现与周文之间至关重要的战术配合，这为周文后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相较于困于坚城之下的吴广，周文部似乎一切顺利，前途一片光明。
在战役的初期阶段，情况确实是如此，从前线传回来的消息，着实让人振奋。
周文竟然一举荡平了军事要塞——函谷关，这意味着，造反军的兵锋已经毫不留情地插进了帝国统治的心脏地带。
尽管周文眼下兵势特盛，有兵车千辆，作战部队十数万，但这些人到底是未经磨练的乌合之众，岂能与当年六国的百战之师相比?
想当年，六国无数次的合纵，雄赳赳气昂昂，一路耀武扬威，大有跨过函谷关，直捣咸阳之势。可是到头来，不是自动地一哄而散，就是被动地一哄而散。
函谷关，这个拱卫关中安全的四大雄关之一，依然是六国无可奈何的噩梦。
可是现在的情形是，周文不费吹灰之力，即拿下了这个似乎更需要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帝国的核心统治集团麻弊到该杀的地步。
即然他们把军国大事当儿戏，那还有什么好客气的呢?
于是，周文一路势如破竹，相继攻克潼关、宁秦，前锋一直打到一个叫“戏(陕西临潼西)”的地方。再往前推进那么一小步，你知道的，那就是咸阳。
胡亥这才慌了手脚，“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这就是蠢材们在需要他们果敢地做出临机处置时，挂在嘴边的唯一智商。
所幸帝国政府并不都是这样的蠢货，也还有个把能顶事的人物。
其中之一就是少府章邯。
章邯明确地指出：“强盗已打到家门口，此时再去征调附近驻军，显然来不及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骊山苦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
这回胡亥再不敢高坐云端之上，立即下令大赦。
章邯遂带着这支七拼八凑起来的部队，前往迎击。
结果是，楚军大败，只得向后撤退。
前文已揭，造成周文惨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得归罪于吴广的“失期”，未能及时接应周文，导致他的大胆推进，变成万劫不复地孤军深入。
而西进的第三路大军——宋留，受阻于南阳，未能继续向前推进，更不要说进入武关，从南路对咸阳形成有效的威慑与牵制了，这也促成了周文的失败。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迎头痛击与极可能出现的迂回包抄面前，周文竟还能活着冲出重围，没有被就地歼灭，说明此人还是有一点能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