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我国茶事演进的重要阶段，盛行点茶、斗茶和茶百戏等茶事。宋徽宗精于茶艺，引领时尚，经常为其宠臣点茶。他对中国茶事的最大贡献，是撰写了中国茶书经典之一的《大观茶论》，其中“点茶”一篇，为我们了解北宋点茶文化保存了可靠依据。
宋徽宗确实聪明伶俐，多才多艺，然而，元朝宰相脱脱在撰完《宋史·本纪·徽宗赵佶》之后却掷笔而叹：“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有一种附会，说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在参观皇家陈列馆时，看到南唐后主李煜画像——就是那个“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亡国之君李后主，宋神宗惊异于李后主的风流儒雅，晚上与陈妃同房，又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访，于是生下宋徽宗赵佶。
当然，在“潜邸”中的端王赵佶风流儒雅并没有错，其父皇宋神宗和嫡母向太后喜欢他也在情理之中，他热爱书画艺术，走的也是一条正道。
据说，赵佶为端王的时候，蔡京大概是户部尚书，此时蔡京的书法已经非常有名，显然会引起青年爱好者赵佶的渴慕。有一年夏天，两个下级官吏殷情侍候蔡京，扇凉的扇子扇得蔡京极为舒服，蔡京一时高兴，从官吏手中要过扇子，在上面题写了两句唐诗。没过几天，这两个官吏的生活突然阔绰起来了，一问才知道，他们的扇子被一位亲王花两万钱给买走了——当时的两万钱，大约够一个普通人家花销一年。
这位亲王就是端王赵佶。
见过古今衙内的读者应该承认，此时端王的操守还是无可挑剔的。
《宋史》作者曾经分析过宋徽宗亡国的原因：“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逸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
其实，《宋史》作者认为赵佶“不能为君”已经属于马后炮，当时向太后欲立端王为皇帝的时候，当朝宰相章惇就曾厉声反对：“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现代心理学知识可以证明：但凡艺术家，尤其是像宋徽宗这样的艺术天才，必然充满诗人气质与浪漫情怀，他完全可能以个人及其艺术为中心，喜怒好恶随心所欲，如果加上皇权赋予的无上权力，就能做到像事实已经证明的那样荒唐：他几乎把整个北宋帝国当成了自己的“书房”和“画室”。
以章惇和脱脱的观点看，错在不该让赵佶当皇帝，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帝国为什么必须选择赵佶为国家元首？恰恰在这一点上，别说章惇与脱脱做不了主，全国人民都做不了主，因为我们帝国的皇权政治体制只能是父死子承、兄终弟继——以现代世界文明政治理念观之当然荒唐，然而当时就是在儒家知识分子心中，也是日月星辰似的铁律。
赵佶的哥哥宋哲宗24岁突然死亡，而且连子嗣也没有，就该轮到他的兄弟们了。其嫡母向太后要立端王，别说当时端王还算讨人喜欢，端王就是像晋惠帝一样是一个白痴，也照样会成为我们帝国的元首。
3、轻佻的政策
儒家道统之所以能在宋朝集大成，不是没有一点现实根据的：北宋曾经出过所谓“明君”，比如宋徽宗赵佶的曾祖父宋仁宗赵祯就可以算一个。
楞头青苏辙在考试策论中以道听途说抨击赵祯“后宫荒淫”，但按当时的标准这并不是事实，身边重臣都愤愤不平，赵祯不但没有处罚苏辙，还给他官做。
四川有位老秀才，写诗劝说四川长官关闭夔门独立，按说这应该是杀头的谋逆罪，赵祯却能宽厚地说老秀才只是想当官而已，给他一个小官罢了。
据说赵祯去世后，就连叫花子都到宫门口为他烧纸钱，黑烟笼罩了半个汴京城。
自视甚高的乾隆皇帝在几百个中国皇帝中只看得起三位，除了他的爷爷康熙，其实只有两位：一位是唐太宗李世民，另一位就是宋仁宗赵祯。
赵佶的父亲宋神宗赵顼，20岁继位就立志富国强兵，起用王安石变法，至少其初衷是值得尊敬的，他36岁就为国事操劳心力交瘁而死。
然而，人治的问题是看什么样的人当皇帝：赵祯有赵祯的当法，赵顼有赵顼的当法，赵佶也完全有赵佶的当法，虽与儒家的“内圣外王”理想南辕北辙，帝国臣民也没有任何政治程序可以选择或改变。
北宋从王安石变法到司马光废法，整个就朝廷陷入了分裂。从“元丰”到“元祐”，从“元祐”到“绍圣”，从“绍圣”到“元符”，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加上后来再也没有像王安石和司马光这种具有伟大人格的政治大佬，朝廷政治道德便开始无底线滑落，从政治理念之争堕落到意气之争，最终完全成为人事与利益之争。
在这种“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政治拉锯中，有一个新品种终于百炼成钢，那就是因小说《水浒传》而家喻户晓的投机派蔡京。
宋徽宗亲政前，是向太后短暂垂帘的“元符”时期。宋徽宗亲政后，曾经把年号改为“靖中建国”。皇帝的年号就是政治口号，“靖中建国”的意思就是想结束宋神宗以来的“党争”，把朝廷思想统一到国家建设上来，有的历史学家据此认为宋徽宗曾经“有所作为”。
然而，“靖中建国”这个政治口号刚喊了不到一年，宋徽宗又轻佻地改为“崇宁”了——“宁”代表其父宋神宗和王安石“熙宁”年间的改革，“崇”自然是推崇与崇尚。据说其中有这样一个原因：时任宰相韩忠彦，其父是宋神宗时期的名相韩琦，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起居郎邓洵武，其父则是追随变法的邓绾，就是那个“笑骂任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邓洵武对宋徽宗说，韩忠彦都能继承其父遗志，废除了先帝的法度，皇上更应该继承父兄遗志，把父兄法度恢复过来——邓洵武还说，皇上假如要继承父兄遗志，就非用蔡京不可。
于是，宋徽宗不但把年号“靖中建国”改为“崇宁”，还从杭州把闲置的蔡京召回朝廷，很快委以第一宰相——从此北宋王朝的政治局面开始变得面目全非。
苏东坡的遭遇可以视为宋徽宗轻佻政策的一个标本。
北宋是宋神宗与宋哲宗两个男人坚持变法，宣仁太后与向太后两个女人反对变法。向太后垂帘听政的“元符”时期，苏东坡从海南儋州遇赦北归，说过“端王轻佻”的宰相章惇则被贬岭南反向而行，章惇之子章援是苏东坡学生，曾写信希望苏东坡回到朝廷之后，能够放过自己年迈的父亲，“靖中建国”时期，如果苏东坡还没有去世，应该也是朝廷彰明的倚重对象；然而，进入“崇宁”时期，宋徽宗却亲自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焚毁苏东坡与黄庭坚的诗文，如果发现私下刻印者要治以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