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战上海的枪炮声逐渐远去，有一支连队受命担负上海南京路、外滩的巡逻执勤，维护社会治安和中共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的警卫任务。这个连队就是后来以“身居闹市，一尘不染”闻名全国的“南京路上好八连”。那么，这些原本连自来水都不会用的解放军战士，来到大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恢复本色后的“好八连”是如何扬名全国的？根据“好八连”的事迹创作的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怎么成了毒草？是谁帮助剧本“起死回生”？一生从未写诗赞颂过任何连队的毛泽东，为何单单为好八连赋诗一首？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如何闻名全国的？
“南京路上好八连”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连队：1947年8月6日，在山东莱阳城西水头沟小园村，华东军区特务团把招来的几十个胶东农民子弟编在一起，组成了该团的四大队辎重连，不久连队改番号为华东军区警卫旅特务团一营一连；1949年6月，又改编为三营八连，向上海进发，开始担负保卫上海的任务。
毛泽东曾把中国共产党主政比作“进京赶考”，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复杂的“考场”要数上海，而上海最复杂的“考场”当属南京路。
“早就听说上海是个花花世界，战士们在这个都市里，在这个复杂的“考场”里，会遇到什么新的考验呢？会交上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吗？”坐在向上海行进的平板车上，八连首任指导员张成志吸着土烟暗自想。
战士们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是在车站月台上度过的。接下来露宿在月台上的三天里，战士们严禁外出。张成志带着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遍遍背诵野战军颁发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他还给每个战士发了一张纸，要他们默写公约和守则上的内容。答对了的画个加号，答错了的画个减号，直到全连战士把这些内容都背得滚瓜烂熟。
三天后，连队大步进城。第一夜，宿营在“大世界”跑马厅后面的一排马厩里，随后又搬到苏州河畔一个废旧仓库里。全连战士把被子半铺半盖，睡在地上。直到7月份，部队分配了在南京路上值勤的任务，进驻青海路刘家公馆，才算有了固定的住所。
进到刘家公馆，里面的一切对于这些在穷苦中长大、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战士来说，都是新鲜而陌生的。初进刘公馆时，他们连自来水都不会用，守着抽水马桶还到处找厕所，按一下电灯开关，会被灯泡突然发出的光吓一跳……但时间一长，情况便悄悄发生了变化：有的战士看到路边行人穿着那么时髦，男的女的手挽手进出歌厅、电影院，有点羡慕了；当一些装扮妖艳、浑身喷着香水的女子向他们抛媚眼，丢手绢时，有的战士也禁不住朝她们瞟上几眼。甚至有人感慨：“南京路上的风都是香的”，“南京路上的风光比电影还好看”。连队也开始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有人一次花几块钱到国际饭店开“洋荤”；有的不惜花5块钱到高级理发店理发；有人不抽自卷的土叶子烟，去买一块多钱一包的雪茄；个别战士花光津贴费还要借钱逛“大世界”……
这些情况，引起了张成志的警惕，他在党支部会议上指出：南京路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到这里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我们要让全连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绝不能吃败仗。他组织全连一遍又一遍地学习领会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那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多次教育后，八连战士们开始恢复本色：衣服破了，缝缝补补再穿；用破布麻绳打草鞋穿在脚下，行走在南京路上；扛着铁锹、推着粪车，步行到十几里远的郊区开荒种菜；开展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等竞赛活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八连官兵在艰苦奋斗的熔炉中锤炼出了“拒腐蚀，永不沾”的金刚之体。八连的先进事迹引起了部队宣传干事吕兴臣的注意。
1956年的一天，部队通讯员吕兴臣给联系部队的《解放日报》记者张锦堂送来一张自拍的新闻照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南京路夜景中，一位战士手握钢枪正在站岗，神情威严。不日，照片以《南京路上的哨兵》为题在《解放日报》上刊登。
吕兴臣，典型的山东汉子，当时正是部队团宣传干事，同时兼任报社通讯员，时常挎着照相机在守护上海的几个连队中寻找典型。
张锦堂也是山东人，分管部队报道。两个人在一来二往中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天，吕兴臣跑到张锦堂那里交稿，当时没什么事，他就随口把他在八连见到的一件事情当作笑话讲给张锦堂听。他说，有一天，他到八连去，看到连长正帮助战士缝补衣服，感到新奇，就问怎么回事，结果发现连长有个针线包，而且是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后来在连长的带动下，连队每个战士都有针线包，战士衣服破了以后都是自己补，有的衬衫已经补了38个补丁。
张锦堂一听，觉得是个好故事，建议吕兴臣把它写出来。吕兴臣担心自己写不好，因为他只上过四年学，以前也只是为图片写写文字说明什么的，没写过正儿八经的文章，但在张锦堂的一再鼓励下，他终于初试锋芒，写出了《针线包》，并记下了八连官兵自编的顺口溜：“针线包是百宝囊，战士拿它补衣裳。随破随缝多便当，光荣传统永不忘。”
一天，吕兴臣跑到《解放日报》社，又讲起了他在八连碰到的一件事：“昨天在八连阅览室看报纸，突然听到隔壁人声喧哗，过去一看，一群战士在赞叹一只战争年代的行军锅……”张锦堂一听：“好故事，快写。”于是第二篇稿子《行军锅》又诞生了。此后，第三篇，第四篇……到1959年春节前后，《解放日报》的一位老记者看到吕兴臣写的关于八连的系列文章后，对办公室的同事说，老吕写的小故事，能不能想办法找条红线串成一篇大通讯？
时任《解放日报》编辑部政治组组长的张默说：敌人早先扬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进来是红的，出去是黑的，那是不是可以写一个一直保持发扬革命传统的连队，写整体的八连？张默去请示总编辑魏克明，魏克明听了，觉得是个好主意，表示不仅要搞，而且要配发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