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是清代长洲人沈复(字三白，号梅逸)著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全书共有六卷，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
文稿以作者与妻子陈芸刻骨铭心的爱恋贯穿始终。从婚前陈芸藏粥侍君，到夫妇俩在沧浪亭、萧爽楼中的逸兴，直至陈芸病榻弥留，一对爱侣最后诀别，感人至深。更为罕见的是《浮生六记》以深情直率的笔调叙述了夫妻闺房之乐。国学大师陈寅恪指出：“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
长久以来，后人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只发掘了关于沈复的零星记录，对于其生平事迹记载最为详细可靠的资料还是这本笔记体的散文自传《浮生六记》。阅读这本自传我们可以得知，沈复一生饱读诗书，却无半点功名，以做幕僚为生，卖过画，也做过一些小生意，多才多艺，为人洒脱豁达，除了《浮生六记》外，还有一些画作传世。
这本记录生活点滴的笔记散文，在沈复的生前只有作者手稿而未刊刻，不为世人所知。俞平伯曾经推断，这大概是由于作者不具备出版的财力。这部手稿奇迹似的保存了半个世纪，遗憾的是自光绪年间重新发现于世，便只剩四卷，即《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后两卷不知所踪。
南京市的朝天宫是当地著名的古旧书交易市场，每逢周末凌晨2时许，淘书者持手电筒在贩卖旧书的地摊里搜索寻觅，影影绰绰，如同古时候京城的“鬼市”。
2005年秋，一个叫彭令的男子，从这里淘到一册封面题有“记事珠”三字的破烂抄本，翻开书页，一手漂亮字映入眼帘，他心中暗喜，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以字迹和内容，他初步判定为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钱泳手迹。彭令以高于心理承受价几十倍的价钱买下这本“烂书”。
不久，有香港人致电彭令，愿出10万元购买此书。彭令昕后为之一振，开始细读《记事珠》。经专家指点，他发现《记事珠》中竟然有同时代文人沈复身世及《浮生六记》各卷笔记条目，这不禁使他大胆猜想：这本破书难道是《浮生六记》遗失的部分?
2009年，经学者指点，彭令“锱铢必较”式的研究使他从稿本中“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重新定义了这卷手稿的价值，也改变了这个山西书贩的命运。
文稿中提到，嘉庆十三年(1808年)，沈复以“太史司笔砚”身份，随太史齐鲲、侍御费锡章出使琉球。他用55个字，简洁生动地描述了船行中琉边境时的见闻：“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人琉球界矣。”
这段文字，确认了以黑水沟为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岛)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
长期以来，日本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理由之一，是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而沈复见到钓鱼岛的时间为1808年，比古贺辰四郎足足早了76年!而据专家推定，钱泳手迹原件的抄录时间为道光三年(1823年)，其存世时间也比日本人所谓发现“尖阁诸岛”(即钓鱼岛)的时间早了61年。
一时间，日本、台湾等地学界表达研读、咨询、收藏意愿的来电来函，让彭令应接不暇。
2009年12月3日，香港文汇报整版刊发专访彭令的图文——《清著手迹面世，比日本文献早76年，铁证钓鱼岛属中国》，此后海内外转载报道的媒体多达近百家。不久，国家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希望彭令提供相关资料，并称将转交主管部门认真研究。很快，有日本人打电话给彭令，开价1000万人民币求购《记事珠》，彭令以“我是华夏子孙，《记事珠》抄本应当留在中国”拒绝。
2010年2月10日，文化部重新组织由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傅璇琮教授任组长的专家鉴定组，对“《浮生六记》卷五抄稿不分卷”进行鉴定。傅璇琮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皆认为《册封琉球国记略》原件是清代旧东西，系钱泳手稿真迹。傅熹年表示，这些东西“当代人是造不出来的”。
2010年6月7日，国家版权部门经过历时一个多月的详细审核，对彭令提供的《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著作权予以登记，并颁发证书。从古籍文献中整理完成的文字作品，著作权被国家认可并予以登记，尚属罕见。
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浮生六记》收入《册封琉球国记略》一章，将以钱泳手抄本为底本的卷五收入其中。12月20日，文稿以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身价亮相拍卖会，拍卖之前，彭令婉拒了外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