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神州大地翻天覆地,千百年理想的公有制来到眼前,荡涤着旧社会的一切价值观。读书人的神经尤其敏感,以吃公家饭穿干部服为荣,不自觉或自觉地追求进步、自我改造,过去私藏的宝贝顿成烫手山芋,似乎只有赶快扔出去才能与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新中国第一拨献宝热潮遂告形成。
开国献宝第一人贺孔才
北平解放不到3个月,194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一则不同寻常的嘉奖令:“北平军管会通令嘉奖贺孔才先生捐献图书、文物的义举……本市贺孔才先生于解放后两次捐出其所有图书、文物,献给人民的北平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计图书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册,文物五千三百七十一件。贺先生忠于人民事业,化私藏为公有,首倡义举,足资楷模,本会特予嘉奖。”一下子震动了中国文藏界。
贺孔才出身书香世家,自幼饱读古文国学,是传世古籍和文物的收藏家,青年时跟随齐白石研学治印,屡被齐老夸奖,曾获赞语:“消愁诗酒兴偏赊,浊世风流出旧家,更怪雕镌成绝技,少年名姓动京华。”他曾任过北平市政府秘书、北平市古物评鉴委员会委员、中国大学国学系副教授、河北省通志馆编纂、国史馆编纂。
贺孔才抗战前曾参加过营救同学齐燕铭,解放后倾向进步决心投身革命工作,以献宝国家表示抛下封建包袱告别过去,又改名谢泳穿上军装,47岁成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研究室的研究员,进入武汉参加接管了武汉大学。后来回北京,由齐燕铭介绍到文化部文物局担任了办公室主任。
周叔与霍明治献宝表示进步
1949年8月底,报上又传来了“周叔霍明治先生捐献珍藏图书文物,华北人民政府准予表扬”的消息:“继北平贺孔才先生献出图书文物之后,近又有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先生与霍明治先生献出珍藏之图书文物⋯⋯周叔先生将他用二两黄金买来收藏的海内孤本宋版‘经典译文’交由北大唐兰教授转送高教会,与故宫博物院收藏之二十三册合并即成为完整之一部。霍明治老先生将他毕生收藏的图书共一万零七百九十册及珍贵的金石漆器等文物三千九百九十二件捐献给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对两位先生此种化私藏为公有,裨益人民的精神,认为应该表扬,已准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分别发给‘褒奖状’,以资鼓励。”
周叔,当时是天津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经理,周氏企业集团的代表者,被称为“北周实业传人”(南为张謇,北为周学熙)。抗战时期,周叔虽身在沦陷的天津,但不与敌伪合作,洁身自爱深居简出。抗战胜利后,他复出原想趁国家复兴再展鸿图,没想到才两年又面临了是走还是留的抉择。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已经迫令永利、久大、东亚和启新等大型企业南迁,闹得天津工商界惶惶不可终日,头头脑脑聚在“三五俱乐部”里食不甘味。是跟国民党走,还是留等共产党?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周叔与李烛尘率先站出来说话:“叔以数十年经营、生活之实践,不能不寄民族复兴国家兴旺的希望于一个新的政权⋯⋯”他选择了做共产党的朋友。
1949年天津解放后的春天,刘少奇雪夜造访周叔,坐在周府书房里品茗交谈,像学生般地讨教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与经济问题。周叔也感动地发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就提出的“劳动神圣”、“双手万能”的高见,请共产党一定要记住中国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表示了对中共“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十六字方针的拥护。不光说,还要做,这回献宝,无疑是他重要的实际行动。
新中国开国盛典,周叔被选为工商界的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又以花甲之身当上了天津市的党外副市长,直到“文革”后还以90高龄担任了天津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1984年2月24日在医院仙逝。
丁惠康捐赠清华大学
丁惠康,著名国学家、医师丁福保的次子,自幼受家庭熏陶学医从医,抗战前主编过医学杂志,创办过上海肺病疗养院、上海虹桥疗养院,曾任中国保健协会秘书长等职,在日军侵占上海后,收藏保护祖国珍贵文物,据说曾拒汪精卫妻子陈璧君捐赠,有“三拒汪伪”的正义之举。在宝岛光复后,他请专人到台湾采集高山族文物,在沪、杭等地举办展览。
清华大学举办“台湾、西藏及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览”,独缺台湾高山族文物,于是专程找到丁医师,请求借作“庆祝解放展览”。丁惠康到北平参观了清华大学的文物后,慨然捐赠了收藏的全部高山族文物。回上海后,又向国家捐赠了一尊西周青铜大鼎。并解囊帮助国家收购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著名石刻拓本和孤本书籍1100余册,接着又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全部家藏。
到1949年底,又传来了“冯大生等捐献文物,文化部拟颁予褒奖状”的消息:“大兴县冯公度先生的遗族冯大生等,秉承冯先生遗志,将珍藏的古物图书,其中包括有‘周召康公’玉赤刀1柄,玉发箍1件,石屏2件,散氏盘毛公鼎铭文刻石2方,暨冯先生生前纂刻金文砚143方,图书17650册,捐献人民政府⋯⋯为了表扬冯氏这种化私为公,爱护人民事业的精神,文化部并正拟颁发褒奖状,以资表扬⋯⋯堪为收藏家效法。”
如此的献宝热潮,一直持续到“文革”前。
选自《人力资源报》2009.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