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弼是北魏时人,原来叫什么已无从考证,明元帝拓跋嗣曾赐给他名字叫“笔”,一是因为他像笔一样忠直,另一个是因为他的头长得很尖,就像一支毛笔头的形状,时人呼之为“笔公”。后来,明元帝似乎也觉得把一个人叫做笔,虽然寓意还是不错的,但终究有些不太尊重,又替他改了名,叫做弼,意在称许他是辅佐之材。名字雅了许多,不过私下里人们还是习惯称他为“笔公”,因为他忠直得连皇帝都要怕他三分。
公元444年正月的一天,古弼收到来自上谷的一封群众来信,反映皇家苑囿占地太多,老百姓都无田耕种了,希望朝廷减掉大半分给贫民耕种。古弼感到问题严重,而且春耕时节已到,不容拖延,便立刻进宫向太武帝拓跋焘禀报此事。不成想太武帝在跟给事中刘树下围棋,兴致正浓,古弼进来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好像根本没看到他。古弼只好在旁边找地方坐下了,心想等等再说。不知道为了什么,太武帝那天特别高兴,赢了一盘,又招呼刘树再下一盘。这下已经等了半天的古弼火了,他突然站起来,一把揪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下胡床(即矮凳子),又是扇耳光,又是捶脊背,边打边骂:“国家的事情没有治理好,都是你这个小子的罪过!”
这突然的变故让太武帝十分尴尬,脸都变色了,这耳光虽是打在刘树的脸上,却让他觉得火烧火燎的。他赶忙丢下手中的棋子说:“没有听你奏事,错误在我。刘树有什么罪过?快停手不要打了!”
古弼这才放过刘树,然后从容不迫地把事情上奏。还有些晕头转向的太武帝无不许可,答应都按古弼的要求办,心里盼着让他快点走。
事情办好了,古弼也知道此举未免失礼,于是便光着头赤着脚到御史署里去“自劾请罪”,主动投案请求处分。太武帝听说了,忙召他进宫,安抚他说:“你有什么罪过啊?快把帽子戴上,把鞋穿上吧!以后,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你做就是了!即使‘颠沛造次’,也不要有什么顾虑!”
这一年的八月,太武帝要去河西打猎,临走他传了道旨意,命令留守京城的古弼把肥壮的战马送去打猎,结果马是如数送来了,可都是些老弱病残,喘气都费劲。太武帝气得大骂,“这个笔头奴!竟敢把我的话都随意打折,捉弄于我,等我回去,先杀了这个奴才!”
谁都知道,皇上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古弼的手下听说了,吓得都惶恐不安,生怕受牵连被杀头。古弼却安慰他们说:“我为人臣,不让皇帝沉迷于游猎之中,如果有罪过的话,我想这个罪也是小的。如果不考虑国家的安危,做到有备无患,而是使军国乏用,这个罪才是大的。现在柔然人还十分强大,经常来骚扰我国边境,南朝的宋国也还没有消灭,我把肥壮的马供军队使用,安排老弱的马让皇帝打猎,这是为国家大业着想的,如果为此而死,我又有什么伤心的呢!再说,这件事是我一人决定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忧虑什么呢?”
想来太武帝的情报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出色的,古弼的一番肺腑之言很快就传到了太武帝耳朵里,这位脾气暴烈却深明大义的皇帝竟然为之感动,感慨地说:“有臣如此,国之宝也!”不仅没有处罚古弼,还奖励给他“衣一袭、马二匹、鹿十头。”
从河西打猎回来没几天,太武帝又到京城的北山去打猎,结果收获甚丰,光麋鹿就捕获了有数千头。太武帝给古弼写了一封信,要他征发民车五百辆去运麋鹿。送信的人走了不久,太武帝就醒悟过来,同古弼打交道,已经让他学乖了。他对身边的人说:“笔公一定不会给我征发民车来,你们还是自己动手用马把麋鹿运回去吧!”说完,就命令大家动身回京城。走了百来里,遇到送信的人回来,车子一辆没有,带来的只有古弼的一封回信。信上说:“现在正是谷黄椒熟时节,民车都正用于运送庄稼,怎么能征用去运麋鹿呢?请缓几天吧!”拓跋焘见信后,拿给身边的人看,说:“你们看怎么样,果然就像我说的,笔公可谓社稷之臣啊!”
当着皇帝的面打人,对皇帝的命令不是执行上打折,就是婉转地拒绝,古弼的胆量令人瞠目结舌。可是细想他做的每一件事,没有一件个人的请托,而无不是为江山社稷殚精竭虑。古弼的胆量,不仅仅是因为性格,更主要是因为他的动机单纯,像笔写字一样黑白分明,因无私而无畏。遥想当年,一声“笔公”的称谓,包含着一种怎样的仰慕啊!
选自《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