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首任保管人“张老太爷”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这些档案记录着一部中共建党史、一部人民军队壮大史、一部领袖人物史，在党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这些文件如果落入敌手，其危险性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中央文库又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张唯一生于1892年，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一点儿也谈不上“老”，因为办事沉稳，老成持重，这才得了“老太爷”的“尊称”。
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这里曾是中央秘书处办公地，也是文件阅览场所，邻里环境比较安全。中央在设立中央文库之初，就为它制定了一系列思虑周详的安保措施：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
张唯一物色了两位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多箱文件、资料。
同样的文件，当时共有三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
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掌握上海的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对秘密工作方式了如指掌，他的叛变，无异于将党的机密暴露在敌人面前。中央文库岌岌可危，不得不紧急转移。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顺昌里自家小石库门楼内。张唯一在党内职务不高，因为保管中央文库，又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中央文库情急之下的避险之地，借此躲过了一劫。
为中央文库献出生命的陈为人
1931年底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后，张唯一这时已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实在难以兼顾文库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任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
陈为人，1928年当选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底和1931年春，他在东北和上海两次被捕入狱，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出狱休养一段时间后，陈为人接到了新任务──调他和妻子韩慧英去守护地下文库。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张唯一家的文件秘密搬运到自己家，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阁楼中间放了大火炉，平时整理过的文件碎片、书籍随手烧掉；一旦出现问题而又无法挽救时，一根火柴就能实现夫妻俩“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的誓言。
陈为人白天做生意，晚上关上店门，上到三楼密室，关死窗户，拉严窗帘，在昏暗的台灯下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这样，文库的存放能尽量减小体积，进而缩小目标，便于保管和转移。经过一段时间，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装箱，共2万余件。打开箱子，最上面是陈为人手书的《开箱必读》，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
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由韩慧英负责，党组织也只派一名领导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张老太爷”。这样的单线联系，让中央文库再次躲过了一劫。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妻子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陈为人明白一定是出事了，于是他火速地将文库安全转移，但他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没有了经费来源。
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生活却更加艰难。为了生计，韩慧英外出教书谋生。没想到，这却带来了转机。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也正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
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陈为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大为减轻。也许是终于放下了心头的重担，他的生命之火，在使命完成之时，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陈为人早年在东北狱中就感染上了肺病，接手地下文库后，长期忍饥挨饿，缺医少药，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吃些萝卜润肺。移交完文件后，卸下了几年的重担，陈为人回到家中就吐着大口鲜血昏倒在地，半年之后病重不起。由于沉疴日重，1937年3月12日晚，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最终由陈来生完璧归党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中共地下情报系统保管。此后一段时间，中央文库经历了相对密集的几次转移、迁址。1942年夏，中央文库迎来最后一位保管人陈来生。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时候只有23岁，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他也是保管中央文库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42年夏接手，到1949年9月将文库移交上海市委组织部，陈来生负责保管文库长达7年之久。
1942年，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后不久，就接到了调阅文件的任务。这次调阅文件的地方，是正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延安。陈来生回家拆开夹壁墙翻找。阁楼低矮，只能蹲着，又是盛夏，阁楼没窗，房门又必须紧锁，人如同闷在蒸笼里，浑身大汗淋漓。整整找了几天，才找出所要的几十件，抄出副本，由地下交通站送到延安。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的谈判。谈判间隙，周恩来牵挂着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库，他派代表团成员刘少文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接到指令，陈来生再次打开了中央文库的夹壁墙。刘少文带来了两只航空皮箱，装了5000余份档案文件送到延安。但是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大规模内战开始，中央文库的转移计划只得暂时停止。陈来生仍旧按照原样，将中央文库封存在夹壁墙中。
这一封，就封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选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