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元璋的治国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每个人都安于眼前，一生不出家乡，老死不相往来，如乡野之草，自生自灭，帝国将因此绵延百世，千秋万代。
闭关锁国让中国与世隔绝
明帝国初建的14世纪中期，正是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时刻。在西方，黑暗的中世纪宣告结束，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教皇和各国君王的权力受到控制，一场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时，北欧和西欧各国开始海外大冒险。在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
而在东方，从皇帝、知识分子到草民百姓，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一历史性的变局。朱元璋悍然取缔了沿袭千年的宰相制度，将一切国政大权均集中于皇帝一身，政治的专制化和独裁化达到了新的峰值。
对于一个专制型政权而言，影响“稳定”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最可行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模式。
与元代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截然相反，明朝从创建之初就推行对外封闭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北修长城，南禁海贸”，把帝国自闭为一个铁桶。
在北方，为了防止蒙古势力的卷土重来，明朝在秦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全线长达万余里，划分为九个防备区，由重兵驻守，时称“九边”，这些边关成为被官府严密管制起来的边贸集散地。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日渐闭塞。
在南边，朝廷下令禁止民间出海，朱元璋在登基的第四年（公元1371年12月）就下达了“海禁令”，禁止临海的民众私自出海。随后20余年中，多次颁布禁止海外经商的敕令。朱元璋还制定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处以严刑。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仍遵循“洪武事例”，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
在如此严厉的海禁政策之下，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毁灭性打击，已经繁荣数百年的泉州、明州等大型港口城市迅速从世界级港口的序列中退出，民间的海外贸易从此成为非法生意。1492年，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沿海人民从此不得与来华的番船发生任何交通、贸易行为。
“男耕女织”：对内朴素治国
闭关锁国让中国与世界隔绝，重新成为一个“孤立的天下”。在对内政策上，明代统治者向往和追求的境界则是“男耕女织”。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是一个很特别的皇帝，他的治国策略只有两个字，一是“俭”，二是“严”。
朱元璋平生读书无多，最喜欢的是《道德经》，尤其是关于“小国寡民”的那一段。在他的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每个人都安于眼前，一生不出家乡，老死不相往来，如乡野之草，自生自灭，帝国将因此绵延百世，千秋万代。这种朴素的治国理想当然非他一人所有，从老子的《道德经》，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无一不与此前后呼应。
为了建设这个“人间桃花源”，朱元璋剪灭了天下豪族，然后在“耕”和“织”两个产业上进行重大的变革。他进行了一次土地革命，大地主阶层被消灭，形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农耕经济。1397年，据户部的报告，全国有田700亩以上的只有1.4341万户。同时，朱元璋大力推广种棉技术。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朱元璋建国之后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他下令，农民有田5-10亩的，俱令种桑、麻、棉各半亩，10亩以上倍之，地方官不督促的要处罚。这些政策的推行，不仅使荒废的土地尽量被利用，粮食产量大增，也为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共有田地850万顷，比元末增长了4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为显著。
棉花里藏着的“明代秘密”
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以丝绸和麻布为主的穿着传统，服装产量为之大增，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据中国经济史专家吴承明的研究，明清两代，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其中52.8%是以商品形式在市场出售的，总产量是英国在工业革命早期时的6倍。
更让人吃惊的是，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史料可以肯定地显示，从14世纪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曾经有过一家手工业棉纺织场！
那么，在一个小小的松江府中，每年2000多万到3000万匹的棉布到底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比英国产量大出6倍之巨的产能规模，为什么没有形成集约式的企业化生产？
事实上，在一朵小小的棉花里，藏着一个巨大的“明代秘密”：每年6亿匹的棉布居然绝大部分是由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所织就的。在明代的众多地方史志中，我们一再读到这样的记录：“四乡之人，自农桑而外，女工尚焉。摧车蹋弓，纺线织机，率家有之。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女，日业于此，且篝灯相从夜作。”（《南浔镇志》）“女红不事剪绣，勤于纺织，虽六七十岁老亦然。旧传有夜完纱而旦成布者，谓之鸡鸣布。”（《温州府志》）“当农事甫毕，男妇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灯纺织，旦夕不休，或机声轧轧，比屋相闻。”（《汉川县志》）……
这些记录呈现了14世纪中国乡村的生产景象：每个农家都有织机一部，耕作之余，无论妇幼老小都从事纺织，全家动手，机声不休，通宵达旦。每户所织之布虽然数量甚微，但是因户数众多，聚合之后，却成惊人的亿万之数。
这种“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与规模化的工场化生产相比，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前者的从业者几乎没有劳动成本支出，老幼妇女都可从事，而且时间也是几乎没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闲暇时间单独操作。在这种生产模式的竞争之下，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当然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
这就是拥有6亿匹产能的棉纺织产业竟然没有培育出一家手工棉纺织场的原因，也是引发了西方工业革命的纺织业在中国没有产生同样变革的根源。而这种戏剧性的状况，又是中央集权体制所最为渴求和推崇的，它十分完美地符合了“男耕女织”的社会理想，每一个社会细胞都被打散，在经济上缺乏聚合的必需性，因而得以保持低效率前提下的“超稳定结构”。
对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民生而言，最主要的内需产品只有两个，一是吃，二是穿。而水稻和棉花的引进与推广，在“耕”和“织”两大领域分别解决了技术性的问题，创造了闭关锁国的必要条件。于是，自宋代之后日渐奉行的“大陆孤立主义”，终于在明代找到了现实而顽固的落脚之处。14至15世纪的那场“棉花革命”是中国农业经济的最后一次革命，是小农经济兴盛的关键性因素，它将古典的中国经济推拱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终止于此。从此之后，在长达40O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不再进步、超稳定的小农社会，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
选自《浩荡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