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犀牛是一种活在诗词、成语、艺术品拍卖会或博物馆中的动物，即使偶尔在动物园遇到，也必以为是舶来的物种。你可以在“心有灵犀一点通”或“犀牛望月”等词句中寻找到它，却永远不会在野外见到它的身影。然而，仅仅在半个世纪前，最后一只犀牛才在中国消失。
贡品绝唱
1790年6月，滇南耿马土司循例又向朝廷上贡了数量不明的一批犀角，这是自1312年至清末近六百年间，滇南土司向中原王朝不间断上贡犀角的终结。
此后，滇南犀牛踪迹便只剩下了零星记载：1913年和1934年在思茅靠近西双版纳的地方，各有一头犀牛被捕杀；1924年，时任西双版纳宣慰使刀承恩命其子谏梁率各地土司晋昆明观光，进献犀角、象牙等物；此后，尽管1930年西双版纳的物产记载中仍有“犀之角”，但实际上犀牛几已不可见。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动物专家许再富认为，此前长期被作为贡品大规模捕杀，是导致滇南犀牛种群消亡的主要原因。
滇南自古就是犀牛这种大型热带动物的栖息地，唐宋以前史籍就有记载。不过，许再富认为，虽然滇南各部落远在宋代以前就已开始猎捕犀牛并上贡，限于比较原始的捕猎方式及有限的需求量，捕猎强度并不大，因此犀牛一直稀少但始终未至濒危。
滇南犀牛命运的转折点，或在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征讨泰国清迈。那以后，“天朝”对滇南各部落征伐、控制大为加强，其中一个具体而显著的变化，就是令滇南各部落乃至今老挝、缅甸、泰国等处的土司频繁上贡，三年一贡或是“五年一小贡，九年一大贡”，贡品多为珍稀动物、金银器皿和其他地方特产，而犀、象则是贡品中的重要类项。
据许再富统计，1312年至1790年间，若按照每次朝贡2至3支犀角计算，滇南向“天朝”进献的犀角约为46至69支，但实际数量或远远不止：因为文献几乎不载数量，仅1565年1月那一次有明确记载由老挝进献了10支犀角。
看似捕猎数量并不大，但相对于犀牛极低的繁殖率，却十分惊人：犀牛的怀孕期为400至550天，每次只产1仔，寿命为五十岁左右。有动物学家说，即便外界条件适宜，人类捕杀活动禁止，由于繁殖力所限，野犀的数量也很难较快自然恢复和补充。
据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兽类专家王应祥教授调查，滇南最后3头犀牛应是分别于1948至1949年在腾冲、1950年在勐海和1957年在江城被捕杀。
滇南是云南犀牛的最后一个分布区，而云南很可能是整个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片犀牛栖息地。因此，犀牛在中国的灭绝时间应是1957年。
冻死的国宝
鲜为人知的是，在残存于滇南一隅之前，犀牛曾广泛分布于南中国，其分布区甚至跨过黄河，北至太行山东南麓、黄河中游、晋西南及渭河下游等地；向西则抵达鄂西南山地、黔北、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等处。
安阳殷墟被动物学家们视为古代中国犀牛活动范围的北界，除了曾出土犀牛遗骨，《殷墟文字乙编》第2507片甲骨文卜辞也明确记载殷王曾“焚林而猎”，一次就捕获林中犀牛71头，以致有学者感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在野外遇到犀牛，是很平常的事情，大约相当于今天在田野里遇到兔子。”
据殷墟卜辞，当时被称为“兕”的犀牛，捕杀后主要用途是供人食用。不过，此时的黄河流域，家猪饲养已经渐渐发展。与这种主宰汉族人饭桌数千年的肉类相比，粗粝的犀牛肉显然并不是那么有竞争力。
大规模猎杀犀牛更重要的目的，是剥下犀牛皮制作盾牌、铠甲——在金属冶炼还无法大规模进行的时代，厚实的犀牛皮是上等的盔甲制作材料。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盔甲需求量大增。《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记载，当时仅吴王夫差就有十万三千名身穿犀牛皮甲的勇士，这一数字或有夸张，但即便这个数字缩小十倍，对犀牛皮的需求仍然是十分惊人。当时对犀牛种群的大量猎杀，由此可见侧影。
中原大规模地猎犀，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就已成为绝响。已经去世的珍稀动物研究专家何业恒教授生前研究发现，六七千年间，犀牛栖息地一直往南移，春秋时期还广泛分布于大半个中国。到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中原就已经没有犀牛了。
两广地区的犀牛，大约灭亡于20世纪30年代。此间犀牛栖息地缩减速度，甚至超过了习性相近的另一种大型温带食草动物亚洲象。但历史上野犀分布的地区，曾较野象更为广大。个中原因，除了人类持续大规模的猎杀外，何业恒与人合著的《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一文指出，气候逐渐变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犀牛是一种喜欢温暖气候的热带、亚热带动物。
从公元前500年前后黄河以北气候明显变冷开始，该地区的犀牛种群持续南迁。到唐朝时，黄河以北地区已完全不适合犀牛生存，唐贞元年间一头得到最高礼遇的犀牛，就冻死在了长安皇宫动物园中。
类似的野生动物
到1050年前后，似乎不仅长江流域的气候也开始变冷，冬天连岭南郁林州（今广西兴业县）的犀牛都要“掘地藏身而出鼻”，也就是犀牛在地上挖个坑，把自己整个身体躲进去，仅留个鼻子在外面。
东北师范大学的王振堂教授等人进而提出，三千多年来，中国犀牛栖息地北界线一直在以每年500米的速度向西南移动，直到当代归零，造成这种改变的外力，不仅是气候改变和直接大量捕杀，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人口压力增加，无形之中就一直改变着犀牛栖息地环境。
“人类数量超过一定范围后，必然焚烧山林、薮泽，开垦丘陵及湖畔，永久性破坏其生存环境，大面积占据其栖息地。”其生存空间遭到永久性破坏后，便出现了地域性灭绝。
到明清时期，中国犀牛已仅在云南省有残存了。这时，种群数量已经极其有限的犀牛，仍遭到持续大规模猎杀，直至种群灭绝：
1916年，最后一头双角犀被捕杀；1920年，最后一头大独角犀被捕杀；1922年，最后一头小独角犀被捕杀。1911年后的十余年间，中国被捕杀的犀牛数目总共不足10头。
与所有灭绝动物一样，在大规模种群消失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总会有一些隐约踪迹留在人们的传闻中，犀牛也不例外。传闻最多却也最难证实的，是湖南常德石门县壶瓶山犀牛圈一带。1974年，一名外来的生产队员到犀牛圈林区采桑葚，遇上一只豹子，危急之中，密林里冲出一头全身土褐色、模样似猪非猪、似牛非牛、头上长独角的怪兽，吓得豹子望风而逃，那怪兽也消失在密林深处。
从那以后，湖南壶瓶山自然保护区犀牛圈林区曾先后多次有人目击类似犀牛的野生动物。据称，当地山民对本地有这种怪兽并不认为稀罕，他们一直把这种动物叫做“犀牛”或者“辟水牛”。
1990年，一位老农在犀牛圈山区砍柴，听到一阵低沉的脚步声。随后，从那脚步声来源的林子里钻出来一头全身褐色的似牛怪兽，额头上生一角，体型有黄牛犊那么大。那怪兽没有侵害之举，只是在老农不远处慢慢吃草，然后又消失在另一灌木丛中。
对此，动物学家及地方林业部门都只表示谨慎乐观。
选自《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