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四川农民以种茶为生，苛捐杂税占去大部分收入，日子过得并不富裕。
据《新唐书·循吏列传》记载：有一次，盐铁官加重茶税，令吏下达诏书，四川益昌县令何易于看后就说：“百姓不征茶税，尚不能生活，何况还要增加税赋？”令吏曰：“天子诏何敢拒？我等死，你也会受到处罚。”
何易于回答说：“为了保全自己性命，难道让百姓受苦难？我当然也不会让你担责任。”何易于就自己放火，把诏书的木牌烧掉了。观察使听说此事，因知他贤，也不弹劾。
有一年春天，刺史崔朴与宾客泛舟出游，经过益昌附近，征民挽索拉船，何易于就亲自引舟，崔朴惊问为何，何易于说：“现在是春天，百姓在耕种养蚕，唯独我没事做，可任其劳。”崔朴听了感到很惭愧，和宾客们急忙骑马离开。
另外，民有死丧不能具葬者，何易于出己薪俸代办。他还常访问长者，以问政得失，有斗民在廷，必亲自调解劝导。
在任期间，何易于勤政爱民，人多向善，犯罪日少，监狱三年无囚。
选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