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蚁者，飞禽走兽昆虫鳞介也。古人弄虫蚁，与今人之养宠物相类，然而，却比今人多出许多花样来。
宋代佚名《东南纪闻》记录：“艮岳”初建之时，官僚们未被宏伟的土木建筑难倒，而只为四方贡献来的飞禽不能尽数调教而发愁。这时，有一专门弄虫蚁的市民薛翁，主动请求教练这些鸟儿。薛翁学着飞禽的鸣叫，召唤着飞禽，待飞禽来，用肉炙粱米，让它们吃饱了随意翱翔。教了一月有余，“艮岳”中的飞禽，不用薛翁呼唤便飞来了，而且立在鞭扇之间也不害怕。一天，徽宗驾临“艮岳”，他的仪仗一出，周围的飞禽“闻清道声望而群翔”，多达数万只，薛翁奏道“万岁山瑞禽迎驾”。这种形式别开生面，使徽宗大喜不止，遂对薛翁赏赐加爵。
由于这种“弄虫蚁”可以为宏大、庄严的场面烘托气氛，所以，历代政府都很重视。清代宫廷中，为欢迎西方人而举行的宴会上，就用经过训练的老鼠表演：两只用细链条拴在一起的老鼠，按主人的命令把链子缠结起来，然后解开。这种“特技老鼠”的确出乎人的意料，使观看的俄国人伊台斯勃兰德由衷赞叹：“这些卑微的动物的表演是我看过的表演中最惊人的。”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有一只大青蛙教八只小青蛙学念书一事。清代袁枚在《子不语》中又记述了一乞丐所调教的这种“蛤蟆戏”：
场上设一小木椅，大蛤蟆从乞丐身上所佩的布袋中跃出，坐在小木椅上，接着八只小蛤蟆从口袋中跃出落地，环对着大蛤蟆，寂然无声。乞丐喝道：“教书！”大蛤蟆便阁阁叫，八只小蛤蟆都跟着大蛤蟆阁阁叫，大蛤蟆叫几声，小蛤蟆就叫几声，如同先生教学生。乞丐突然说：“止！”这“虾蟆教书”当即绝声……
清代的另一本笔记小说《闻见偶录》，也有这样一则《蛙教书》。看来，清代中后期，此类“弄虫蚁”是很多的。至清光绪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桥还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只青蛙作的这种“老师给学生上课”的表演。更为奇绝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记述过：
北京市上有人携一十二孔的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细杖敲蛙首，蛙则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宫商调曲，了了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