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紧靠着门听外面动静，不停地盯着手表看。很快又响起敲门声，我示意翻译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她伸出一个指头，我明白只来了_人。
邓先生和来人谈了约有5分钟，忽然传来了高声，翻译告诉我，内务部的人冲出去了。我们也打开房门，但见来者正是那个壮硕的“光头”，双手已举过头。内务部的人都举着手枪，一个让“光头”面靠墙，另一人过去搜身，并没有搜出手枪匕首一类东西，然后用俄语说了句话，翻译告诉我这是一句“你被捕了”。之后“光头”被铐上手铐，如电视剧一样，另一个铐在内务部人手腕上，另一个人拿走两台录音机。从内务部人到场直至结束，没容我递上一支烟，更不用说斟上一杯茶了，干净利落地结束“战斗”，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可万没想到的是，一个更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邓先生那家代理公司又制造了更大的难题。
邓先生到俄国两年多了，没做成什么生意，刚刚做了两单小生意，就出问题了，这令他十分警觉。他求教租住学校的校长，这是一位很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讲，那个代理公司背景很复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法制出现真空期，有的公司就钻了法律的空子，胡作非为。校长又反复叮嘱邓，要当心。
正所谓明枪易挡暗箭难防
年冬，由我方付款邓组织了四个车皮的钢材，交由俄代理公司发运。因我公司没有外贸进出口经营权，便委托一家有经营权的外贸公司接收。货到满洲里口岸时，我公司接收人员却发现，收货人改为满洲里一家大型进出口公司，运单改动是手书体。接报后我焦急万分，马上和邓联系，邓讲一定是代理公司要保护费不成，就下此毒手，他会立刻去找代理公司理论。我通过总公司领导求见省领导，拿到给铁路局局长的便函，又找到总公司法律顾问吴律师，带上所有文件去哈尔滨铁路法院，请求诉前保全，然后带着哈铁局长信函和哈铁法院文书，连夜赶往满洲里，组织了满洲里那家公司货物分流。至此，也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诉讼，最终赢得了官司。不过官司虽然赢了，却耗费我很多精力，搭进不少财力。那段日子，我身心疲惫，跑内蒙古上北京，足足用了近两年时间。以后邓回国讲，敲诈者正是那家代理公司的人，是真是假，我无从得知。
2006年回哈尔滨，见到省市负责对俄贸易的官员，讲起此事，他们说，那时中俄两国边境贸易都处于无序之中，现在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