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下室入住半年多，碰上2003年“非典”袭京。人人自危的期间，我采访了一位“抗非”医生。一个月前他曾被感染，住进重危病房，他的妻子坚持亲自看护，每日熬好他最爱喝的百合粥送去。当他的病情奇迹好转，为他日夜忧思的妻子却颓然病倒。他们只好在相邻的病房，互相发短信鼓励。当他终于有了力气，可以抬脚去隔壁房间，才发现那里只剩下一张空空的床。护士后来告诉他，他妻子留下的唯一遗言是：“我走了后，请把我草稿箱写好的短信，每天发给他一条。他要好好活着，救更多的人。”
采访他时，就在医院附近。他痊愈后坚持重上前线。那天有很大的风。风从茫茫的河上刮过，带着初夏的雨丝。我们并肩站在桥上。他说，“她的拖鞋，漱口杯，毛巾，枕头，都和我的在一起。我们永远在一起。我白天上班，她就在家里等我。晚上睡了，她就到我的梦里来……”他微笑地讲述着，却接到了一个安慰他节哀顺变的电话，突然泪流满面，哽咽不能成言。我别过脸去，怕自己奔涌的泪，被他看见。
单位不久也放假了。地下室的光景日益凄惶。毕竟是半封闭的高危险区域，万一被传染了一命呜呼，所有我的物品包括我，都得当成传染物送进焚烧炉——想到这里，不心疼自己，倒心疼父母，怕他们为我的如此“干净消失”彻底崩溃。
那时我常一个人去街上溜达。上了公共汽车，往往也只有司机和我两个人。北京干净得几乎听不见鸟鸣，只剩下大大小小的白口罩。
我一会坐在前排靠窗的位置，欣赏梧桐一丛丛枝繁叶茂的生命，一会蹲在最后一排，俯视寂寥的灰色街道。我把位置换来换去，到了终点又换另一辆公交车。我就在北京城晃荡着，过了一段罕有的无所事事的日子，胡思乱想着一些从来不曾想过的事情。
非典过后，我重新投入工作。那段藏埋地下的岁月，貌似寒碜，却闪闪发光，也让我对生命、生活、爱情、寂寞，有了秘密而独特的理解。
一年之后，我攒足了钱，交了房子的首付，搬到了能晒进月光的房间。
前天，我偶然路经从前的地下室，决定旧地重游。刚到地下室入口处，闻到那股复杂的、潮湿的特殊空气，陈年旧事雨点般滴滴落到心里，让人一阵惘然。
在麦芽糖似的的阳光下，我久久伫立在一栋老旧楼房的地下室入口前，缅怀那一无所有却华丽无比的青春，缅怀那曾经装得下全世界的地下20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