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国文
名人之后，不一定是名人。因为名人之后，要比非名人之后，更难成为名人。这是一个定律，也是无数事例证明了的真理。
至少从文学领域看，近代以来，只有法国的大仲马和小仲马这对父子，雏凤清于老凤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得上是子承父业、后来居上的范例。舍此以外，还真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等诸大师的后裔，至少到今天为止，尚未闻有在文学成就上，超过他们父辈者。
我想，不是他们不想超，而是身负难以承受之“重”。历史的河流，被父与子两代人同样成功跨过，其机遇比彩票中奖率还低。对名人之后而言，一，先人的余泽，使他们容易满足；二，先人的光芒，使他们黯然失色；三，先人成名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着改变，所谓“时不再来”、“机不我遇”，就是这些名人之后面临的窘境。若是从遗传的角度，从基因的角度，从耳濡目染的角度，从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的角度，名人之后成为名人，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从理论上讲，应该是这么一回事；不过，话说回来，龙不生龙，凤不生凤，老鼠的儿子偏偏不会打洞，实际上也是可能的。
清人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中，有一篇《名父之子多败德》的读史心得，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有不少的名父之子，却走向了其父辈的反面。赵翼举了很多唐朝的例子。
如房玄龄，如杜如晦，都是唐朝李世民视为股肱的宰相。“玄龄善谋，如晦善断，当世语良相，常称房、杜。”但他们两位的后裔，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杜如晦的儿子杜荷，都是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因为谋反而被诛杀。如果说这两位名父之子的死，有武则天政治迫害的因素，那高宗、武后时的名相狄仁杰之子狄景晖，则是咎由自取的败类了。“官魏州，以贪暴为民所恶，并毁仁杰生祠。”因他生性残忍，虐杀无辜，当地老百姓被欺压得无以为生，起而抗争，愤怒的群众将他父亲的生祠也给推倒了。
开元时期与姚崇同为名相的宋璟，“直声震天下，而其子（宋）浑等，流荡无行，为物议所薄。”同样，历事肃宗、代宗、德宗的名相李泌，“其子（李）繁乃党于裴延龄。”而这个裴延龄，是当时人所共识的坏蛋，这个名父之子，竟然与其沆瀣一气。“阳城劾延龄，属繁书疏稿，繁即默识以告延龄，使得先奏。”赵翼叹息道：“此皆名父之子，而败德坠其家声，不可解也。”
《国语·鲁语下》中，说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何谓“沃土”，就是指名人为其后人所创造下来的优越环境，丰裕生活，良好氛围，安适条件。这班“名二代”在大树底下，遮风雨，蔽烈日，摘果实，赏鲜花，热了有人打扇，冷了有人送暖，饿了饭碗端上，渴了饮料侍候。周围是艳羡的目光，逢人是恭维的笑脸，从小长大，格外呵护，快乐王子，无忧无虑。所以，名人之后，享现成者多，托荫庇者多，好依赖者多，等靠要者多。日久天长，快活自在，自然是坐着不如躺着，累着不如歇着，惰性大于进取，慵怠高于勤奋了。如此这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货，要想成为他们父亲那样的名人，显然是很难很难的。
如果无法超越，做一个守成的、本分的、规矩的、端多大的碗吃多少的饭的“名二代”，沾一点先辈的光，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一定要“败德坠其家声”，一定要走向名父的反面，那别人在唾弃“名二代”其人的时候，连他们身为“名一代”的老爹也要跟着吃挂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