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1939年，19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旌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借口是现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许多年之后我常常想：在一个拼命宣扬“舍己为人”的社会里，当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时甚少犹豫，究竟这个教育是完全失败了，还是过分成功了呢?我并不惊讶：我的骄傲和自信原来如许脆弱，它与旗帜和口号联在一起时以为自己就是壮观的海洋，一旦敲碎，露出来的小小一粒却并不是珍珠。
我在那个春夜作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夜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14岁。但是，在14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想证明什么？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檐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躲闪着，也怕见到我。我加入了人群，却失去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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