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海亮
穿在我脚上的鞋子，一段贫穷并且温馨的岁月。
我记事很早。至今我仍然隐约记得母亲给我做过的虎头鞋。虎头鞋喜庆并且厚实，鞋面上，一对走起路来就拍拍打打的老虎耳朵。我穿着这样的鞋子在院子里疯跑，母亲坐在小板凳上，看着我，笑。那时母亲还很年轻，那时母亲头发乌黑、面色红润。母亲也许在择一把青菜，也许在剥一筐玉米，不管母亲在干什么，全用了微笑的表情。母亲说，小亮，慢点跑。母亲眼睛明亮，目光柔软。
后来稍大些，母亲便不再为我做虎头鞋。然我的鞋子仍然出自母亲之手，却只用了一块帆布、一团麻线和十几个夜晚。那是最标准的千层底儿，那底儿几年也穿不烂。我穿着那样的鞋子上小学，却只需几天，便让鞋面露了脚趾——母亲可以用千针万线纳出结实的鞋底，却没有办法找到一块结实的布料。我记得那时供销社的柜台上已经摆了很漂亮的鞋子，我记得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商品一天比一天富足。可是母亲从不肯为我买一双哪怕最便宜的鞋子，母亲只是农民，她认为一双成品布鞋不是农民的孩子所能够消费和享用的奢侈品。
我永远忘不了我的第一双成品鞋。是运动鞋，其实不过是一双沾上“运动”概念的布鞋。那时我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那时对别的家庭来说，买一双成品布鞋已经太过平常。大年初一那天，早晨，母亲郑重地将鞋子摆到我的面前，连同一双雪白的运动袜。我穿上鞋子，在炕上蹦，在炕上走，在炕上跑，却不敢下地。我怕将鞋子弄脏，我怕我再也没有机会得到一双真正的运动鞋。母亲坐在炕沿，看着我，笑。我眨一下眼睛，母亲就变老了。
是的，我以为母亲永远都不会变老，可是她的确正在老去。我没有读过大学，高中毕业以后，就进了工厂。那时候，一个农村孩子能进到工厂，并不容易。工厂在离村子一百多公里的城市，临行前，我默默收拾行李，心中半是惶恐，半是快乐。母亲这时走过来，说，这个也带上吧。
是一双皮鞋，有着漂亮的色泽和温润的品质。母亲说城市不比乡下，别让人家看不起。说话时，母亲低了头，我发现母亲泪光闪闪。我还发现母亲的白发，那些白发藏匿于黑发之间，却那么醒目，令人伤感。令人伤感的还有皱纹，一道道，一条条，不深，却顽固地趴伏在母亲的眼角，嘴角，额头……我说妈，你有白头发了。母亲笑一笑，不语。我说妈，你有皱纹了。母亲笑一笑，仍不语。她伸出手，想将皱纹抹平，却将皱纹抹了一脸。
母亲变老了。当孩子长大成人，母亲就变老了。似乎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自有了儿女，她们的青春时光，就已经结束。
那么，该是我为母亲做点什么的时候了。只是做点事情，我不敢妄称“报答”。
不过是做点事情。比如帮母亲扫扫地，帮母亲揉揉肩，帮母亲洗洗菜，陪母亲说说话，或者，更多时候，不过是回老家时，在手里拎上一点东西。母亲照例会静静地看着我，笑。母亲真的老了，笑时，完全有了老人的样子。
去年夏天，老家来人，帮我捎来一蛇皮口袋东西。那是母亲托他捎来的，尽管母亲很想我，可是她很少进城。蛇皮袋里装了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大葱，韭菜，青玉米，那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菜园。然在这些青菜里，却夹着一双拖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