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众筹平台的负责人对《南风窗》记者说，对于融资项目，平台会进行初审。初审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合规，比如不能对投资者承诺“保底”的回报，也不能过分宣传；另一部分审查则是融资的合理性，“只需要10万的项目，那么你绝对不能融100万。”这位负责人还强调，上线的项目全部符合《公司法》的股东人数要求，甚至都不超过50人。
但对平台来说，审查公司融资的“合理性”谈何容易？实际上，股权投资基金比如风险投资之所以会产生，其根源就在于对专业技能的需求。投资者的钱必须要交给专业的机构和人才打理，才会尽量降低风险获取回报。更重要的是，一级市场的风险远远大于二级市场，创业初期或者未上市的公司，其风险明显高过中期、成熟期或者已在二级市场上市的公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专业技能更加显得重要。
以最热的移动互联网创业项目—APP开发为例，多数开发者存在盈利困难早已是事实。美国知名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曾预测认为，到2018年，全球能为开发者带来良好收入的APP不到万分之一。投资者如何才能不踩雷，不至于血本无归，这恐怕是个大问题。
对投资者不够专业的问题，一些众筹平台最常用的“解决方案”是，鼓励专业投资人士进驻，并对投资项目进行“领投”。《南风窗》从一些众筹平台了解到，这些专业投资人士主要来自于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部门和IT事务界，但很少有知名投资机构的投资人进驻。
股权众筹的另一问题是，投资的“小额化”和“分散化”和创业企业的营运节奏难以保持协调。一方面，企业面临的环境瞬息万变，投资人很可能必须迅速追加资金，否则便会失去宝贵商机，但众筹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另外，股东的人数限制和“小额”决定了投资的体量只能投资于初创企业，但越是创业初期的项目，其风险也是越高，对于本来就缺乏专业性的“小额股东”来说，其胜出的可能性也越渺茫。可以说，这个悖论是股权众筹的天然缺陷。
目前已有学者建议，可以考虑对股权众筹股东的人数进行“豁免”，从而更好地达到资金聚集的效果。实际上，为保证公司的“人合性”，各国对公司股东人数皆有限制，但在金融海啸之后，为推动中小企业融资的市场化，国际上的商法立法对股东数量的限制已在逐渐松动之中。
2012年，美国颁布了旨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JOBS法案”。按照我国的法律，向累计超过200人的特定对象发行证券便是“公开发行”，必须要经过审批。而“JOBS法案”则把非公众公司原先股东500人的标准提高到了2000人，只有公司股东超过2000人，公司才被要求注册为公众公司，并强制进行信息披露。对中国而言，金融体系配置缺陷的问题甚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对股权众筹在适度的范围内予以合理的“豁免”，未尝不可。
此前，曾有不少人会用“非法集资”的框架来评判股权众筹。两者固然存在技术上的相似性，但其勃兴的背景却有天壤之别。“非法集资罪”产生于国家和民间都“缺钱”的时代，国家有着把金融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的强大冲动，而匮乏的民间更经不起一场集资崩盘的冲击。
但众筹却不同，它产生于国家金融资源高度集中，而整个金融体系却越发形成“劫贫济富”机制的年代。普通的中国人，无法获得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正常财产性收入。作为一个有着极大金融市场纵深的大国，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要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写入党的文件，而在以前，党的高层文件关于“财产性收入”的表述并不多。
可以说，监管对股权众筹等一系列新模式的宽容程度，将是中国金融改革朝哪个方向走的试金石之一。对立法者而言，其实根本不用考虑太多的“稳定因素”。在原本应该更加安全的二级市场，千万股民早已养成了愿赌服输的心智模式，而风险本身就大的早期投资阶段，给股权众筹一点松绑，更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事实上，千万不要低估“穷股东”们的智慧。
文∣本刊记者 谭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