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是“海丝”路径上中国重点经营的对象，比雷埃夫斯港是亚欧海洋走廊上的关键港口。希腊是去年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均到访的少数外访对象国之一，中国企业对希腊港口、基建的经营早在丝路战略提出之前就已启动。希腊政府更迭曾引发中希合作受阻的担忧，尽管事后证明只是茶壶里的风波。从地理位置上看，比雷埃夫斯港的优势自不待言，但中国并没有把筹码全押在这个项目上。3月底，中国企业获得以色列海法湾新港25年的运营权。这个以色列的第一大港与比雷埃夫斯港隔海相望，这就意味着“节点性”的比雷埃夫斯港也不可能成为闭合“海丝”的阀门。
卡奇马尔斯认为，考虑到这一设想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某个特定的国家不愿意参与，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并不构成重大挑战。“与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倡议或欧洲融合不同，新丝绸之路设想是开放的，没有清晰界定的边界。”“一带一路”兼顾海上通道与陆上通道的联动性，灵活性的特征更加凸显。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学者弗朗斯·保罗·范德波登指出，中国的港口和铁路项目紧密相连且相互促进，“比如，在南亚和东非的港口，使从港口延伸到内陆的新铁路建设更具吸引力和可行性”。
有关道路的政治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战略。这个战略以“道路”为先导，背后有着清晰的逻辑支撑。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约10%。世界航运理事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世界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有7个在中国。外贸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海运在外贸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学者拉吉夫·兰简·查图瓦迪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意在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也体现了中国大战略的重要元素。
道路的拓展还能起到“多元对冲”的效果，无论在经贸上还是政治上。范德波登认为，新的、更易进入或更大的市场，将给中国企业提供新的商业机会，从而使中国在出口上减小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如果中国在这些地区成功地强化外交和商业影响力，将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崛起大国的地位。”他还认为，新的基础设施能为经济活动创造新的源泉，也会增加沿线国家对与中国相关贸易的依存度。“无论中国企业或金融机构是否参与了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海丝”倡议是中国领导人前年在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的。正因为如此，有观点认为中国是想用这一倡议“对冲”南海争端。这种解读不能说错误，却略显狭隘。“海丝”更大的“对冲”效果，在于拓展了中国关于“邻国”的内涵和外延。澳大利亚知名学者赫德利布尔曾在其名为《海权与政治影响力》的著作中写道：海洋能使海军抵达遥远的国家，使海上强国有能力把任何一个能通过海路接近的国家变成邻国。“海丝”倡议的意义，也有必要从这个视角去理解。
2011年利比亚危机期间，中国史无前例的3万人撤侨大行动，把希腊作为中转站并非巧合。这与中国多年来对中希关系的经营不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希腊打造为中国的“南欧邻国”并非不可能。最近的也门撤侨行动中，参与执行任务的中国军舰能直接停泊吉布提港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良好的中吉双边关系。去年8月，中国企业中标吉布提港多哈雷码头建设项目，而该港口正是“海丝”路径非洲方向的重要工程之一。
与撤侨行动所体现的一样，经营“海丝”有助于中国影响力在域外的进入和存在“合法化”。国际社会对带有国际公共产品性质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可度越高，中国在经济、政治乃至安全领域的对外行为就越“名正言顺”。印度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维杰·萨胡迦去年曾撰文称，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能帮助中国化解对（针对印度的）“珍珠链战略”的疑虑，使中国进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以及其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基建工程的行为“合法化”。卡奇马尔斯看出了这一点，“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让中国海军在保护中国贸易的借口下，将在世界大洋日益增加的存在和活动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