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赫西当年究竟采访了多少人，走了多少路，才还原了广岛爆炸后的故事。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小男孩”。一年后，《纽约客》几乎用了整本杂志刊登约翰·赫西的长篇文章《广岛》，并于70年后的纪念日发布了《广岛》的完整电子版，让读者看到了日本人感性、尊严和人性的一面。
《广岛》讲述了神父、牧师、医生、家庭主妇和工厂职员等6个幸存者的故事，他们的生活本无交集，原子弹爆炸的那一瞬间，一道强光闪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所在之处被击中了。从此他们有了共同的标签：被爆者。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陆续给“被爆者”颁发证书，持证者可享受专门的健康福利。但是在当时的日本民众心中，“被爆者”不是敬语，而是一个应该被死死守住的秘密，“被爆者”们往往被认为爆炸损毁了他们的某些基因而遭受歧视。在《广岛》最后，赫西说，他在广岛接触到的很多人都不愿意对爆炸做出道德评判，甚至都不愿去想。他们不约而同地使用“没办法”来表明态度。198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40周年之际，赫西重回广岛，为《纽约客》写了一篇后续报道《广岛：劫后余生》。
没有人知道赫西当年究竟采访了多少人，走了多少路，才还原了广岛爆炸后的故事，《广岛》更多的是被赋予了诸如拥护和平、抵制原子战争的现实意义。有媒体曾报道，原子弹的发明者爱因斯坦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心生忏悔，订了一千本《纽约客》。
赫西与中国的渊源很深。1914年，他出生于天津，10岁时随父亲回到美国，先后在耶鲁、剑桥完成学业。二战期间，他往返于欧亚大陆，为《时代》、《生活》《纽约客》等杂志撰稿。
他的父亲老赫西在大学毕业后来到天津的基督教青年会，开办英语夜校和会计讲习所，组织学生开展了许多西式文体活动。他与时任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颇有交情，为南开中学谱写了校歌。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赫西的母亲担任他的英语老师。天津这座城市为赫西构建了童年里整整十年的认知印象。在其好友叶笃庄的回忆里，赫西认为天津才是他的第一故乡，美国是异乡。
在耶鲁大学上学期间，为了交学费，他洗过盘子、当过救生员和家教。1937年，毕业一年后的他入职《时代》杂志，随后被派往中国和日本。年轻的赫西事业起步很快，1944年他出版了小说《阿丹诺之钟》，讲述了被法西斯占领的西西里岛小镇的故事，并于次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
真正让赫西被后人铭记的还是他长达3万字的报道《广岛》。作为“新新闻主义”的实践者，他运用文学写作的方法，细致地将6位幸存者记忆里的重要场景还原：妇人久久怀抱着死去的婴儿不放，想找到丈夫看孩子最后一眼；牧师谷本清为自己在爆炸中没有受伤而感到耻辱，四处帮助别人；医生佐佐木辉文用碘酒帮难民简单包扎，他知道这起不到作用，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难民从四面八方涌来，像动物求生本能般涌向森林。大爆炸后，每个人都被夺去面具和标签，成为了仓皇逃难者。
可惜关于赫西本人的文字太少了，留在人们心中最多的是他冷静、细腻的文字。而这，或许就是对一个记者最好的铭记。
1981年，67岁的赫西再次回到中国时，当年尘烟滚滚的土路已经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路。回到天津拜访故友时，八十多岁的老人坚持下楼送他。回国后，他在《纽约客》发表了长文《故乡行》。
文 杨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