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卵
在这篇文章的采访过程中，一位女明星赴外冻卵的故事成了热门话题。当我向各种受访者问到冻卵的问题，一位从事赴外辅助生殖医疗服务的人士回答：“通常，我们把冻卵与试管婴儿这种辅助生殖治疗分开看。因为后者是一种治疗，而前者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女性的权利。”
这是生育的另一个复杂之处，涉及到男性与女性在其中的角色、权利或义务，以及透过这些东西所表现出来的平等与不平等。
现代女性迫切地希望拥有控制权，能够决定自己要或是不要孩子。1960年，女权运动领袖桑格会见医生平克斯，桑格说：我需要一种廉价、易用且万无一失的避孕法，最好是某种药片儿，一个女人可以每天早上搭配她的橙汁，或是在刷牙时顺手服下而不需要征求枕边那个男人的意见。平克斯发明了这种药片儿，就是目前被广泛采用的短效避孕药。而冻卵技术，人们、尤其现代女性热爱着的，是那背后蕴藏的对自己生育权的控制感。
这是个热门的话题，不管是高科技企业为女员工提供冻卵福利，还是最近的新闻–“冻卵派对”。那是在2015年3月的美国洛杉矶，由百位脚蹬高跟鞋、身着考究职业套装的成功女性参加的鸡尾酒会，酒会由一家以冻卵为主营业务的新兴公司主办，参会的女人大多30岁以上，单身。在派对中，主办公司的生殖科学家–也是女性–穿着桃红套装站在讲台前，向听众介绍冻卵：就如同某种形式的捐卵，由年轻的你为年老的你捐卵，“作为女性，能够享有这样的自主权真是太棒了。”
2012年，美国生殖协会（ASRM）的一份报告宣布：卵子冷冻技术已越过试验阶段。报告的主要作者，ASRM执委会主任萨曼瑟（Samantha Pfeifer）认为：卵子冷冻保存技术可用于因癌症等疾病需要保存生育能力的患者。不过，报告并不支持将该项技术用于推迟生育，或者年轻女性以此作为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生育问题的“保险策略”，因为“针对卵母细胞冷冻技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需要更广泛的临床具体数据证明”。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纽约时报》撰稿人艾比（AbbyRabinowitz）参加了那场著名的冻卵派对，她认为，那是“一场伪装成闺蜜谈心的市场推广活动”。不仅如此，在回家后的专栏文章中，她还深刻地讨论到：“虽然有了新选择，女性却仍然被必须成为母亲的文化预设束缚着，这一预设首先认定的就是没有孩子的女性一定会深深后悔–而冷冻卵子可能会强化这种预设的影响。”
“我不想服从于这种通过冷冻卵子加强的不幸的社会规范：有钱的女性能够以她们想要的方式，在她们想要的时间生育，而贫困的女性却不能；我们必须与子女有血缘上的联系；就算无法怀孕的情况中有一部分是男性不育造成的，不孕不育仍然是女性的错，因此也是女性需要负责解决的问题。”
“‘（冷冻卵子）给了我这么一种感觉：生育都是女性的事儿。’一个朋友这样告诉我；她还补充道，冷冻卵子这件事让她感到‘孤独、受辱、没有希望’。”
顺便需要提一句的是，艾比正是冷冻卵子这项服务的顾客之一。因为子宫内膜异位–一种可能会造成不孕不育的疾病，7年前，艾比冷冻了自己的22枚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