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能全是讨巧的作品。2014年5月出版的《共和中的帝制》，就是一部研究专著，花费了他“极大的心血”。从“张勋复辟”这个流星般划过民国史天空的事件入手，张鸣试图探讨“如何在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个宏大的命题。他认为，中国从晚清跃然而至美国式的共和，条件远未成熟，从普通老百姓到制度设计者本身，都不尊重这套制度，这才有人废然思返，策划了两次复辟。“但夹生饭就是夹生饭，想要重新变成米，是不可能的。”
在传统的历史书里，张勋是逆潮流而动的守旧派，历史巨轮前螳臂当车的小丑，有着平面到乏味的可恶和可笑。但在张鸣笔下，他是胖是瘦，面对哪般情势，心存哪般志向，都一一曝露，竟让人觉得他做出的选择也不无道理。在充满细节的叙述中，总统、总理、遗老、武夫，带着各自的利害权衡登场，读者从中看清政治的琐碎微妙、犬牙交错，也对历史人物生出“同情的理解”–这亦是张鸣历史观的一种深度。
“我写这个多少有点启蒙的意思，不是说共和之蒙，民主之蒙，关键是启理性之蒙。用理性看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逻辑能力。”张鸣说。
面市后，张鸣无法现身宣传，这多多少少影响了销量。《共和中的帝制》只卖掉四五万册，“没有预期地那么好”。
更能代表销量水准的是2013年出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这本书是张鸣给研究生讲课的讲稿集结，卖出了十万册以上。“我们的教科书里看不清近代史的走向，完全变成一片雾，学完之后全是偏见、拉仇恨。”他希望借这本书纠正教科书的偏颇，影响大众对历史的态度，让常识重现。
从《武夫当道》到《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从《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到《辛亥：摇晃的中国》，从《重说中国近代史》再到《共和中的帝制》，张鸣洋洋洒洒写了不少历史作品，还有一些文化类随笔。
“我是野路子。历史是比较讲究家学和传统的学科。我没上过一天历史课，所以没有史学圈子的那些框框和章法。”张鸣将自成一派的写法定位为“历史杂说”：与正统史学比，胜在文笔鲜活，打得开大众市场；和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论，则对历史的把握更有深度。
张鸣坦言，年轻的学生对他的书并不感冒，他们中已鲜少人对政治和历史感兴趣。最主力的读者是白领和企业家们，这些有社会阅历，经历过风雨的人，会有一些问题想向古人求解，但故纸堆难入，通俗的历史著作也就成为最好的选择。
态度：不平则鸣
张鸣生于1957年，正赶上大鸣大放，故曰：鸣。窦文涛笑评：一出生就是个“右派”。“文革”时，他还在农场中学读书，爱看书，书看多了，容易不安分，又爱说怪话，被同学揭发了“反革命言论”，在档案里记了一笔。
因为档案里的这一笔，张鸣中学毕业时没拿到毕业证，1977年参加高考没通过政审。待到平反后，他才上了大学，之后考研、读博、留校，作了大学里的一个教书匠。
2007年，张鸣因为炮轰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战成名。从此，批评大学，臧否时事，张鸣以敢言敢怒的态度为公众所知。意气相投的厦大教授易中天赠他一副对联，上书：“是侠客，也是书生，有话就讲；非言官，亦非仗马，不平则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