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洛夫兄弟俩的铁匠铺吸引了我们。弟弟和哥哥的铁匠铺，分别开在巴扎的不同侧，相距甚远。哥哥作为长子，年事已高，似乎在布哈拉有着更高的声望，他的铁匠铺干脆是一座博物馆，进门中央是一座铸成壶状的炉子，侧门里的房间展示着他们用新工艺锻造的大马士革刀、大弯刀和菜刀，现在已由他的长子在主要负责了。一面墙上是他们参加欧洲巡回展出的海报，还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的剪报。弟弟也已是中老年人，他的作坊也朴素很多，也因此更像是个干活的地方，不像是专门为了供人参观而设计的。我们来的正是大冬天，布哈拉的淡季，没有什么游客；他就系上粗皮的黑围裙，取下墙上挂的斧头，点燃炭火，烧旺炉子，拿出几块厚厚钢条，锻打了一番。在叮叮咚咚的捶打声中，烧得通红透明的钢条被捶打得越来越薄。就这样，不断在水中冷却，又不断再炉中烧红，撒上钢粉，再不断捶打，真是一项耗费体力与时间的活儿。这在今天，其劳动力当然是很昂贵的。而布哈拉的刀的技艺所在，则是要把这些打成薄片的钢，叠成7层，打在一起；在打的过程中，不断地让7层钢扭曲、融合，经过400～500次的翻转扭曲，最后的那张刀片上，就会呈现出流水似的花纹，每把刀的花纹都很独特，变幻无常，美丽绝伦，是锻造过程自然又随机的产物。这种铸刀法，呈现了古代大马士革刀的花纹；只是能使中世纪大马士革刀产生天然花纹的原料——乌兹钢据说已经枯竭了，古法锻刀也就不复留存。像这样劳动密集型的手工艺，没有帮手是不行的，巴扎里每一个作坊，都有父子与学徒，父亲就是那个传授手艺秘诀的师傅，儿子负责经营，同时传承父亲的手艺，而那些学徒，既要干杂活，也要学手艺，然后才能出师去开自己的作坊。
在巴扎里穿行流连，有时我恍然觉得自己踏入了另一条时间的河流。锻打一把刀的一招一式，绣一张挂毯的一针一线，刻一个彩色铜盘的一锤一凿，这分明不是现代时间的特质，这里的时间流动得太慢，若按理性计算，太昂贵。我难以想象，按照伊斯兰世界艺术的繁复，绣完一副桌布需要多少针，刻完一个挂在墙上的铜盘需要手执像钉子一样的凿子捶打出多少根线条。我进入的是15～17世纪的那个撒马尔罕的时空吗？还是进入的是21世纪的时空，只是它竭力保留着15～17世纪的面貌？或者说，这里的时间，就从未改变过它的模样，从未断裂或改道，一直这样平静地流淌，不被外部的世界所改变？这是一条静止的时间的河流吗？
大巴扎最有名的细密画家达佛龙·托谢夫有一栋两层的作坊，陈列着他的细密画作品，还有很多别的工艺品，比如把细密画镶嵌起来的首饰盒子，或者手绘的挂在墙上的盘子。托谢夫参加了很多巴黎的细密画展，说一口漂亮的法语；欧洲人对细密画有很浓厚的兴趣，《费加罗报》还曾专门来拜访过他，写了一篇人物特写。他的画的内容，主要还是来自于波斯文的诗词和蒙古的史书。他拿出已经翻得起皱快掉页的海菲兹和鲁拜的诗集，告诉我，这是他很多细密画内容的来源。我是在伊朗之行中认识波斯伟大诗人海菲兹与鲁拜的；正是他们热烈而浪漫的爱情诗句和对酒的赞美与热爱，让我看到了伊斯兰世界宗教精神层面下，另一个自由而奔放的世俗生活。托谢夫的画有表现帖木儿征战的历史题材，也有宫廷生活与骑马、狩猎和打马球的蒙古贵族娱乐场景。但最吸引我的，大概也是其中那些表现男女之爱的细密画，尤其是年轻恋人身着传统华服，手牵着手，一起对饮葡萄酒的主题，在托谢夫的作品中反复地出现。有时，爱情的刻画微妙而含蓄，比如，牵住女人裙子一角挽留的男人；有时，又大胆而直率，比如，男人将女人搂进怀里敬酒。这是伊斯兰世界的人隐秘的情感。在阿拉伯人给乌兹别克人带来伊斯兰文明前，他们与波斯人一样，曾经发展出丰厚的世俗文化。托谢夫拿出一幅未完成的肖像画，调好色彩，在他的画板前坐下，开始用细细的笔尖描画男人的胡子，在那根胡子上，他一点一点地描了很长时间，那根胡子就像个宇宙，时间停滞了。我想起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16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画师们对细密画技巧的孜孜以求；那些细密画的画法与技巧中，隐藏着对信仰的忠诚和派别的斗争，而细密画的精细，竟可以达到作为分析精神与心理活动的依据的程度，画中一匹马的鼻子上不易察觉的裂痕，就是证据。托谢夫又拿出一张经院内景的画，调好金粉，细致地描画起立面的墙砖来。这幅画，他估计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他告诉我，他是传统的细密画师，所有的花纹和样式，“都绝对严格地尊崇传统”，“我绝不吸收西方的画法，也不做任何‘变革’，我画的就是传统的、此地的，而不是西方的，也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的”。他的固执，让我想起《我的名字叫红》里，那些认为西方透视画法是对神的亵渎的画师们。可惜的是，这些细密画的线条与色彩，与他们内心情感与信仰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我这个伊斯兰世界的粗浅探访者来说，依旧是隐秘而不被理解的。
也正是在托谢夫描绘细密画的那个时候，我对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的疑问，得到了一些回答。15～17世纪，作为撒马尔罕与布哈拉重要社会阶层的手工业者，如此繁复而细密的工艺，在技术上又如此保守和虔诚地遵循传统，抗拒突破性的发展，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里的思想显得稳定又静止，而历史则不断循环往复了。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各种买卖店铺和作坊按种类分布在不同的街道或街区内；行业的集聚便于工匠们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便于消费者比较价格与质量。撒马尔罕城手工业在技术上没有新的突破性发展，而手工业者的组织也同样是中世纪的行会组织，即行业协会。15世纪晚期起，欧洲的行会精神在减弱，手工业者不再靠保密等手段来保护，16世纪，欧洲的手工业者已经被纳入当时先进的手工工场。然而，16世纪撒马尔罕的经济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手工业生产仍然有封建性质，手工业者的组织也是封建性的行会组织：手工业行会由一位行会师傅担任会长，会长具有特权地位，他们利用这种地位致富。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的一份撒马尔罕文件中，有一份对已故行会会长唐格里·贝尔迪的报道说，他的庄园包括“一栋带外屋和庭院的房子，一个磨坊，男女奴隶各两人，一匹马，手头的现金数是200腾格金，还有400匹布、200公斤丝和一个作坊。在他的债务人名单中甚至包括宗教界领袖”。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的手工业行会组织具有严密的行规，对工艺严格保密，这些工艺就像现在的专利权和版权一样，是有价值的财产。每一个行会都有行会师傅，他们对该行会生产的产品质量进行监督，以保证达到公认的标准，还要对税的分配和收集及降低价格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