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价值观与“共享经济”的精神天然契合。绕过所有权，务实的只重视“使用权”，共享产品和服务，节省金钱、时间、空间和资源。除了Airbnb，美国还有玩具共享的项目，年轻的父母们知道孩子很快就会对新玩具失去兴趣，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浪费太多的钱。他们每个月交一定的会员费，就能收到4～10个共享玩具，玩具在配送前都进行了消毒，不用担心卫生问题；连服装也可以投入到“共享经济”的循环里，有出租领带的公司，还有租用礼服、珠宝、手包的平台。
可行性基础：信任
“共享经济”从理论上和价值观上都像人类经济与环境的一条新出路，可能否落地，结果是开放式的。欧盟的研究报告里指出，从客户的角度讲，这种创新最大的挑战是信任。其实比起网上购物、社交网络等“前辈”项目，“共享经济”被网友接纳一点儿困难都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成了人的延伸，越过障碍连接在一起。陌生人在虚拟空间形成社交网络，分析自己的故事和想法，回复别人的评论。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信任就达成了。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是互联网里的通行证，越分享越丰富，越孤家寡人不与他人分享，越稀少。在这种规则之下，人们有意或者无意地在互联网上留下了大量的痕迹，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形成对键盘边的人大致的印象。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互联网24小时都在活动，要想在网络上隐藏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共享经济”开始之前，互联网已经高度透明，网友们前所未有地信任陌生人。冯铮说，就是那种只要你没有做坏事，人人都先觉得你是个好人。这种朴素的“民风”让“共享经济”的创业项目能够运转起来，就像冯铮的“我有饭”，“粉丝”很多从微博“纽约吃货”中来，学历、收入、修养都不错，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以吃饭为由头，当个愉快的游戏。
可如果市场规模巨大、有涉及到线下的实质性交往，这种信任就太脆弱。2013年12月，旧金山发生一起造成一死两伤的车祸，遇难者家属起诉了Uber，称肇事司机在事故发生时正在使用Uber应用而分散了行车的注意力。2014年12月，一名印度的Uber司机因涉嫌强奸女乘客而被逮捕，他在3年前就因涉嫌强奸罪被逮捕过，但当时因双方达成和解而没有被判刑。Airbnb早在2011年就发生过房客把房主家洗劫一空的信誉危机。
共享是悲剧还是喜剧，在“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模式出现之前，专家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几轮的讨论。最有名的是1968年生态学家哈丁的论文《公地悲剧》，假设牧场对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过度放牧以获得最大利益，最后导致草场退化。哈丁的结论是：“虽然每个人普遍克制对大家都有利，但个体受到各种刺激却常常阻碍那样的结果成真。”解决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取消共享，变成私人化，一种是政府管制。
1990年，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发表了《共享管理》的论文，她认为，共享是可以不被破坏的，因为人们能够认同对公共资源的长期保护优于个人利益。之所以打破规则追求个人利益，是因为惩罚力度太小的缘故。共享本身就是强大的管理机制，需要的只是设计原则，让参与者内部形成监管。
在讨论“共享经济”时，两种观点都被拿来引用过。如果互联网自带的信任无法保证这种经济模式的运转，要设计怎样的制度来为信任增加砝码呢？《公地悲剧》的前提，人是自利的，总试图以最低代价获得最大的好处。《共享管理》的前提是，人不是完全自私的，也会考虑到他人的幸福、集体的利益。前提不一样，制度设计的方向就不一样，期待政府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
而现在“共享经济”最受人关注的专车和订酒店领域，这些条件都是不完善的，冲突和争议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