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幅海陆对抗的图景并不适用于今日的中东。当来自内陆的压力伴随苏联的解体而不复存在之后，大中东新月形地带反而迎来了一波高过一波的动荡。究其原因，整个“冷战”期间，中东内部的权势结构完全由外部力量塑造，并不具备自主的调控和平衡能力。而在陆权国家的干预力量消失之后，美国对其战略优势过于自信，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都未对巴以和平进程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安排做出合理规划。进入21世纪后，小布什政府更诉诸单边主义，企图完全按照自身的政治意图对大中东进行改造，却因成本过于高昂而难以为继。当奥巴马开始尝试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企图卸脱前任揽下的战略义务时，积累已久的动荡因素终于自中东内部爆发，并开始沿国界依次传导。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1996年出版的惊世之作《文明的冲突》中这样描述道：“（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十年）战争留下了一个不稳定的伊斯兰组织的联盟，其目的在于促进伊斯兰反对一切非伊斯兰力量。战争的遗产还包括：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战士，军营、训练场所和后勤设施，一个复杂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泛伊斯兰关系网，以及包括300～500枚未付账的‘毒刺’式导弹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最为重要的是，伊斯兰还从胜利中获得了实在的力量感和自信，以及取得其他胜利的愿望。”美国的反恐战争并未摧毁这些遗产，只是使其分布更加碎片化。当奥巴马政府以“丢包袱”的方式将在中东的安全义务快速切割完之后，已经被动员起来的各种力量重新进入了自由流动的状态。当这种不稳定性和本地区高速增长的青年人口结合到一起时，便催生出了2010年以降的政潮。
不妨借用荷裔地理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的学说来分析这种现象。他在1944年曾经断言，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因为集中了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和资源，自身就可以成为权势斗争的发源地，甚至将决定海陆国家间斗争的成败。如果我们把这种“资源”理解为消极性和破坏性的，那么也可以说：大中东新月形地带的动荡，因其发生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又是辐射至全球的能源运输线路的起点，势必具有世界性意义。而该地区固有的权力碎片化特征、冲突历史、宗教力量、过剩人口乃至大国干预的缺失，足以造成一个巨大的政治黑洞。
但伊朗或许是唯一一个从这种混乱中受益的本地区国家。偏居阿拉伯半岛侧翼的地理优势使得它不易为新月西端的动荡因素所袭扰，同时却能持续地向地中海沿岸输出影响力。陆上的天然疆界和俄国的衰落确保了波斯高原腹地的安全，使德黑兰可以专心应付来自海湾一侧的威胁。在里海和波斯湾两个方向，伊朗不仅分别拥有储量高居世界第二的天然气资源和储量位列世界第三的大油田，而且各自具有一定的安全冗余：里海天然气管线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三国的管线系统连成一体，并将土耳其变为利益关联方，确保了大陆方向的经济“后院”。至于波斯湾方向，为“对冲”欧洲减少石油进口带来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德黑兰高度关注开发亚洲市场，尤其是增加对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出口，这对能源消耗量日益上升的亚洲国家具有不小的吸引力。
最重要的是，伊朗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免于近5年中东政潮侵袭的国家。政权的稳固性和可观的军事力量使得它有能力也有意愿在波斯湾扮演警察的角色。近年来，在经济形势不甚乐观的情况下，伊朗将武装力量现代化的重心集中于核开发、弹道导弹技术以及海军舰艇方面，恰恰暗示了其动机：核武器及其载具（中远程导弹）将直接带来覆盖整个中东的威慑力，海军舰艇则是用以在波斯湾水域建立控制权，以确保海上能源出口线路的安全。
中东变局与德黑兰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