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之初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关键在于“冷战”时期那种以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和伊朗为一方、苏联支持下的阿拉伯世界为一方的对峙局面彻底消解。伴随着1991年海湾战争，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过于“任性”的外部干预，阿拉伯世界世俗主义政权的影响力和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极端宗教势力的影响则日益扩大，并与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亚、南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激进力量联为一体。而巴以问题这个重要症结也始终未能出现决定性的突破。新月形地带东西方的动荡因素连成一气，才使解决大中东问题变成了耗资重大的系统性工程。
至于2010年以来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乱象，实际上属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全球政治觉醒”的延伸。布氏在其著作《第三次机遇》中指出：“到了21世纪，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部分人口意识到史无前例的社会不公正，对其权益遭到剥夺以及缺乏个人尊严的现状深表痛恨。由于能普遍接触到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仇视和嫉妒的共同体。”数十年如一日的传统社会因为内外因的结合，意外获得了资源重新分配和“二次革命”的机会，先是造成了一国范围内的不稳定，随后又沿东西向传导链蔓延到邻国。
另一项因素也不可忽视：在麦金德和马汉的时代，近东地区“除绿洲外，居民极少”。但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大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恰恰进入了人口增长的爆炸期，一些国家15～30岁的青年男性开始以年均20%的速度递增，预期将持续到20年后。亨廷顿认为：“单是这一因素就足以解释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暴力行动的原因。”
以埃及为例，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中，穆巴拉克政权安居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框架内，维持了表面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但全球市场的繁荣在为开罗带来纸面GDP的高速增长和大量财政盈余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的分配不均和其他社会矛盾。产业结构单一的埃及对全球经济的依赖度急剧上升，而美国出于对全球化总体目标的维护，始终漠视其中的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埃及的社会矛盾因经济动荡而激化，最终引发了政潮。
埃及的范例在整个新月形地带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可视为中东政潮的样本。至于政治动荡具体的形式和发展过程，则存在若干差异：突尼斯、埃及等国的统治集团出现分裂，部分政府官员和军队转向反对派一方、罢黜旧领导人；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则出现了反对派政治-军事集团与旧政府间的武装冲突。而伊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股浪潮的冲击，但德黑兰政权内部固有的竞合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外来的冲击。不仅如此，它还得以借助和伊拉克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巴解组织的关联，持续向新月地带的西部渗透。
要阻止这种渗透并不容易，因为从伊朗高原向西通往地中海的黎凡特地区（Levant）——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在历史上就是以不稳定和缺乏民族性著称的。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具有半独立性，该国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则分居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端，其中的逊尼派聚居区还和叙利亚北部以阿勒颇为中心的逊尼派聚居区连成一气。而叙利亚东南部延伸到黎巴嫩边境的地区（包括首都大马士革）传统上属于什叶派控制区。在萨达姆·侯赛因和老阿萨德执政的年代，伊拉克、叙利亚两国的复兴党世俗政权实际上是以建构起来的“民族性”和反对以色列的目标来达成政治上的凝聚力的。萨达姆政权被摧毁后，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表现出了严重的部落化特征，这一图景随后也在叙利亚重演。今日为“伊斯兰国”所控制的区域，恰恰是两国原有的逊尼派聚居区。而由什叶派执掌的伊朗政权，不仅乐于充当对抗“伊斯兰国”的先锋，还企图以此为契机，向阿拉伯半岛中心的沙特施加压力。
不夸张地说，沙特阿拉伯是整个大中东新月最关键也是最脆弱的一环。这个王国实际上是由一堆被沙漠分隔开的绿洲组成的，由高速公路和短途航空线相连。一条纵贯全国的东西向石油-天然气管道从红海直通到波斯湾，南面全是沙漠。伊本·沙特家族信奉的瓦哈比派教义在整个中东都是非主流，必须依靠宗教警察和驻扎的美军才能维持政权。最近几十年里，领导沙特王室的一直是几位年过七旬的亲王，他们最擅长的策略是以邻为壑——资助本地区一切实存和潜在的反政府力量，甚至将本国的极端势力“礼送出境”，以便将动荡隔绝于国门之外，维持偏安局面。无怪乎当美国政府发现从阿富汗“圣战者”到巴勒斯坦武装都拿着沙特王室的津贴时，既震怒又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