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瓦鲁法克斯到访柏林时对德国公众发表演讲，他提到希腊的《劳动保护法》已经被取消，有50万希腊人连续6个月没有拿到薪水。“我们在道德框架下谈债务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债务偿还也就更无从谈起。“如果你们进一步压榨希腊人民，把他们更进一步推向深渊，”他说，“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什么革新！”
中心与边缘
国际债权人并非对希腊的状况一无所知。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的项目进行了一个大范围的评审，发现它的很多预测都落了空：进口量急剧下降，但出口量几乎没有增长。公共债务超过了原来的预测。出售公共资产获得的收入和预测相差悬殊。救助行动刚开始时，银行系统还比较健全，但随着经济的恶化，它也开始出现问题。
希腊公投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一份详细债务评估报告，呼吁欧元区将希腊债务展期“至少”20年，同时表示不应完全排除债务减记的可能性——这恰好也是希腊政府的诉求。但是，7月7日针对希腊问题举行的欧元集团会议却未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发放与会邀请。显然欧元国家并不赞同该组织的想法。
1月上任后，瓦鲁法克斯马不停蹄地造访了巴黎、伦敦和罗马。在法国，他受到了友好的欢迎。法国财政部长米歇尔·萨潘说，希腊方面所担心的问题是“合理的”，并主动提出要以中间人的身份促成一项新的债务协议。在法兰克福会见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后，瓦鲁法克斯踌躇满志：“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条极佳的联络线，这让我对未来倍感鼓舞，如今我将前往柏林，我急迫期待会见不仅是财长而且是欧洲货币联盟项目背后智囊的朔伊布勒先生。”
很显然，瓦鲁法克斯在柏林栽了大跟头。德国人打消了他包括削减债务、延缓还债、将还债与经济增长挂钩在内的所有想法，再次明确他们的一贯态度：希腊必须进一步财政紧缩，别无他途。
柏林给瓦鲁法克斯的新政判了死刑。从一开始，希腊与欧元集团的谈判就演化成了它与德国之间的博弈。一个是欧洲经济第一大国，一个是GDP只占欧元区2%的小国——它们的中心与边缘地位，决定了“希腊悲剧”的难以避免。
希腊危机发生后，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许多学者都不赞同德国对危机根源的判断。克鲁格曼为希腊人正名：“希腊人并不懒，相反，他们工作的时间超过欧洲其他地方的几乎所有人，尤其比德国人工作时间长得多。希腊也不是许多保守人士宣称的那种福利失控的国家，希腊社会开支占GDP的比例（福利国家程度的标准衡量值）远比瑞典或德国低。”这些经济学家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布鲁塞尔、法兰福克和柏林的官员们创立了一个存在严重也许是致命缺陷的货币体系。
美国著名战略预测机构斯特拉特弗董事长乔治·弗莱德曼指出，货币是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每个国家根据其经济状况需要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一个身为国际市场债权人的成熟国家会想要稳健的货币来保护其贷款价值。而一个不够发达的国家则希望货币相对贬值，降低出口成本，或者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客观上减少债务压力。欧盟国家开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时，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上的差距非常大。那么欧洲人要如何协调利益，确定一个统一的货币政策？
联盟的中心和基石是法国和德国。但这并不是一对平等的伙伴关系。弗莱德曼指出：“德国在欧洲经济中的地位太过卓越。当欧盟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联盟时，德国就是最大牌的力量……它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它的健康是极其重要的。相对而言，希腊的健康则没那么关键。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对德国更加有利。”
上世纪90年代，德国是推动欧洲货币一体化最积极的国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管理超国家货币的机构，欧洲中央银行没有模仿美国联邦储备局的机制，而是选择了以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操作模式为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