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德曼在《爆发点：崛起的欧洲危机》一书中指出，德国目前的出口占其GDP的35%到40%。这是经济大国中绝无仅有的现象——与之对应，美国出口占GDP的10%不到，中国的比例约为30%。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庞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是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区、欧元以及布鲁塞尔规则的最大获益者。在2000至2007年间，德国的经常账户余额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7%的赤字，变为相当于GDP7.5%的盈余，其一半的出口销往欧元区内部国家。德国之所以获益，是因为统一的货币安排使得欧元区各国的汇率固定下来，使得德国存在实际上的货币贬值效应，为扩大出口创造了条件。
而小国希腊正好处于德国的反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希腊的经济结构才完成从农业为主向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转变。它的经济支柱是船运、旅游等服务业，主要工业原料和工业产品都依靠进口，一直拥有巨大的国际贸易逆差。换而言之，它和德国本应该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系教授阿尔伯特·施魏因贝格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引入欧元之后，‘欧猪国家’的利率下降到与德国相当的低水平，这促使其私人机构和政府从德国和其他债权国的银行大举借债。结果是这些国家经历了相当短暂的繁荣，但是国内工资与价格水平相对于德国大幅提高，从而导致竞争力下降：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当资本市场拒绝继续以低利率为其不断膨胀的经常账户和公共预算赤字融资时，这些国家的泡沫就破灭了。”在此情势下，一国通常有两种政策手段可用：要么采取紧缩公共预算的方式降低国内总需求和进口，要么令本币贬值。通常来说，后者被认为更加可取，因为紧缩预算会导致经济增长下滑，同时提高失业率。但是，作为一个货币联盟的成员国，除紧缩预算之外，显然已无其他选择余地。
2010年危机爆发后，边缘小国希腊遭遇了欧元集团为其制定的边缘政策。法国鲁昂大学应用经济学和现代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阿尔贝托·巴格奈伊、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国际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教授布里吉蒂·格兰维尔和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安东尼·索伊近期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危机爆发之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立场是希腊债务具有可持续性。但情况并非如此。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其分析师知道希腊债务不可持续，但仍决定按原计划行事，“因为害怕希腊的溢出效应威胁欧元区和全球经济”。
2013年6月，在一份曾标注为“严格保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评估报告中，研究人员指出，危机之初进行债务重组原本可以帮助希腊减轻负担，但欧元区其他成员不能接受。重组拖延也给私人债权者时间窗口削减风险敞口，将债务转移到公共部门。2010年救助更大的受益方并不是希腊，而是欧元区——从积极的方面看，希腊救助方案让欧元区有时间建立防火墙保护其他脆弱的成员国。
最后的王牌
尽管希腊公投受到了欧元集团的口诛笔伐，但许多经济学家都认可雅典的诉求。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在内的18位经济界知名学者在今年1月签署联名信。他们信中写道：“对于希腊的经济复苏而言，债务减免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但只有摆脱紧缩政策的束缚，才能够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充分利用人民的聪明才智，并且有利于构建一个团结和民主的欧洲。”
然而，欧元区正受限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提出的“三难困境”：一国无法同时追求民主、自决和经济全球化这三个目标。如果其中前两个政策目标得以实现，那么就必须放弃第三个目标——全球化所遵循的规则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其中的一些规则与民族国家的政策目标并不相容。齐普拉斯将希腊公投称为“民主的胜利”，但希腊人无法战胜的现实是：如果希腊人能用民主否决欧元集团的命令，那么德国总理也不必为欧洲说话，德国选民的民主自然理应让默克尔坚守她的立场。
2012年10月，默克尔访问雅典时，迎接她的示威人群将她称为希特勒。2015年2月，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不得不向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道歉，因为希腊左翼报纸让他“穿上”了一套纳粹官员的服装。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希腊研究教授、希腊人狄米特里斯·齐奥瓦斯注意到，危机发生后的五年里，希腊历史中长期存在的“受害者”意识爆发出来，变成了希腊社会的流行情绪。
现代史上，希腊一直是一颗大国棋盘上的棋子。1830年，俄、英、法迫使土耳其签署“伦敦协议书”，正式承认希腊独立，脱离奥斯曼帝国约400年的统治。独立后，三国权衡，先后推选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一世的儿子和丹麦国王的儿子担任希腊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