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航时迪亚斯终于看到了非洲最南端的样子，他把此处命名为“风暴角”，后来葡萄牙国王为了讨个好口彩，将其改名为“好望角”。
有了这次意外之喜，葡萄牙人终于看到了曙光。1497年7月8日，同样是从萨格里斯航海学校出来的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4艘帆船从贝伦码头出发，一路向南航行，试图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最终他成功了，葡萄牙人终于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航道。
达·伽马的这次著名航行使用的是一种经过改良的卡拉维尔帆船，船上增加了一面横帆，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大西洋上固定风向的季风，加快航行的速度。不过这种船的载重量仍然只有50吨左右，原因在于当时的造船技术不过关，船体太大了速度就会变慢，而速度是这种远洋探险最需要考虑的问题，为了速度只能牺牲舒适度和载货量。
关于这次航行的细节已经有很多书籍和资料了，在这里只提两个数字：第一，达·伽马是在1499年9月才返回葡萄牙的，这次航行用了整整26个月的时间。时间如此之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等季风，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如果风向不合适的话，如此长距离的远航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二，达·伽马在印度的卡里库特港收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运回里斯本后卖得的钱相当于整个远征队所需费用的60倍！由此可见当年远洋贸易的利润率有多么高，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也要去远航的原因。
不管后人多么推崇这次航行的意义，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葡萄牙人把盛行于地中海的海盗逻辑带到了印度洋，彻底改变了亚洲海上贸易的规则。此前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印度洋贸易遵循的是互惠原则，非武装交易成为大家的共识。但葡萄牙人实在是太穷了，当地人对葡萄牙水手带去的粗糙的羊毛织物、脸盆和灌装蜂蜜等小玩意儿不感兴趣，只要真金白银。葡萄牙人拿不出来，便露出了野蛮人的本色，开始动用武力强抢。随后到来的其他欧洲国家借鉴了葡萄牙人的“商业模式”，即以垄断和封锁为基础，由全副武装的舰队来执行货物的收集和运输任务，这一地区维持多年的安宁和秩序被彻底打乱了。
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获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印度次大陆不够团结，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葡萄牙海军占有极大优势。葡萄牙人发展出一种适合海上作战的火炮，一举改变了海战的方式。此前的海战只是设法攻占敌人的军舰，然后双方在甲板上肉搏。葡萄牙人把军舰从运兵船变成了海上流动火炮台，利用火炮直接摧毁敌人的军舰，用不着跟敌人肉搏。观念老旧的穆斯林海军根本不是葡萄牙海军的对手，只能俯首称臣。
虽然手段非常不道德，但新航路的发现确实让葡萄牙摇身一变，从一个欧洲三流国家一跃成为世界霸主。里斯本航海纪念碑前的水泥地上刻着一幅世界地图，上面列出了葡萄牙人发现并占领世界各地的时间，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无疑是在亚洲取得的。根据这幅地图的标识，葡萄牙人于1510年占领了印度的果阿（Goa），这座城市直到1961年之前都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511年葡萄牙人又占领了马六甲，控制了这条通往东亚的必经之路。1514年，第一艘葡萄牙船驶进广州港，这是马可·波罗时代以来欧洲人第一次到访中国。1541年，葡萄牙军舰到达日本，这是日本人第一次看到欧洲人，双方很快建立了外交关系。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时葡萄牙都是中立国，没有和日本正式闹翻，所以葡日关系被说成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外交关系”。
霸主身份很快就带来了实惠，来自东方的香料使得葡萄牙成为16世纪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作为香料卸货的地方，贝伦区也迅速从一个无名港口变成全欧洲最富裕的城市。贝伦区内的两个著名景点杰罗尼莫斯修道院（Mosteiro does Jeronimos）和贝伦塔（Torre de Belem）都是用卖香料获得的钱修建的，是“曼努埃尔式”（Manueline）建筑风格的典范。这种风格因其资助者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名字而命名，设计师在哥特样式和摩尔遗风的基础上加入了大航海时代特有的装饰物，外表精巧细致，充满了异国情调，立柱则采用了螺旋上升式的设计，模仿海员用的缆绳。
曼努埃尔式建筑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奢华，而且是暴发户特有的那种缺乏底蕴的奢华，葡萄牙艺术家没有能力做出独具一格的创新，只能大量采用繁复细腻的装饰物来炫耀自己突如其来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