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伴随着国民政府1937年11月20日宣布移都重庆而加速到来。
大量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教育机构迁入重庆，源源不断的外地人口溯江而上。日军的飞机和炸弹也随之而来，从1938年初起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之久的轰炸，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切身地意识到战争如此真实地降临了。“刚开始被轰炸时空军军官学校就来招生，大家都激情高涨，我们学校一个程姓的同学报名并且考上了。他走的时候，同学们给他开了盛大的欢送会。”尹从华当时在天主教会创办的明诚中学读初中，他还清晰地记得欢送会结束之时，人人高唱着校歌：“强权公理，弱小总被欺侮，唤醒同胞睡梦，振作精神，德智体美，四育并重……”
重庆在“非常态”中成了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和经济生产的中心，大量的“下江人”和本地人改造着这座城市，这种改造也辐射到大后方的整体面貌。1938年10月，行政院决定重庆市按特别市规格设置机构，市政府将工务科扩编为工务局，总揽各项市政公用事业的开发与管理，主管范围较战前大为扩展。工务局建立以后，勘探、设计并公布了“城市道路网计划”和“市郊道路建设计划”，修筑新路，使市区形成经网交织的道路系统。新辟的道路有民生路、和平路、五四路、大同路、中华路、临江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重要的商行、金融部门集中在这里，形成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地带。同时市区两路口以西，形成了包括杨家坪、沙坪坝在内的城市新区。水、电、轮渡、房屋建筑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应发展了起来。
为了躲避轰炸，也由于原来的城区无法容纳大量涌入的人口和机关单位，重庆市1939年2月成立了紧急疏散委员会，将人口疏散向长江嘉陵江上下游及成渝、川黔两公路旁各县县城及附城地带，划江北、巴县以及北碚、璧山、合川、綦江为疏散区，重庆的市郊发展迅速，形成了一批以厂矿企业、机关学校聚集的卫星城镇。1939年9月，重庆市辖区由过去的六区增加到十二区。抗战爆发前重庆城区面积只有187平方公里，抗战结束后扩展到328平方公里。
疏散过程中，市政府曾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沿成渝、川黔路两侧大量修建平民住宅以应对爆炸式的人口增长，但根据当时的《国民公报》记载，房屋仍然供不应求：“江津、叙府、宜宾、綦江、合川等县最近房屋租赁一空，市面亦异常热闹，顿形活跃。”“重庆最典型的民居就是竹篾子编成墙，然后敷上泥，刷上白石灰。”郝明工说。在重庆城区沿江修建了大量的“棚户区”，这类房屋易燃性极高，人口居住密度又大，在大轰炸当中伤亡损失最为惨重。然而这类房子“原料易找且便宜，炸了建，建了又被炸”。不仅重庆当地诸多穷苦的码头工人、车夫、挑水工人、船夫等普通市民住在这样的房屋中，不少有公职的“下江人”如大学教师、作家、职员也同样住在这样的房屋里，“雅舍”就是作家梁实秋对他居住的陋室的戏称。
大量的学校都迁往市郊，复旦大学在北碚，中央大学在沙坪坝，政治大学在南温泉。不少中小学也都纷纷搬离市区，借住当地破烂的房屋作为校舍。尹从华1940年在四川省立重庆中学读高中，随校迁到长寿，学校用江边的两座破庙当校址。“把庙里的菩萨搬走，大殿就作礼堂，偏殿作为教室。没有电灯，早晚自习就用桐油灯照明。学校只有男生，又在庙里，我们都自嘲是‘和尚学校’。”而到了1943年他入读政治大学法政系时，条件也没什么改善。“木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房子斜了就用一根木头撑着，竟然几年都没有塌。”尽管条件艰苦，但师生们都没有怨言，当时的国民政府先是贷款给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后来又统一变成全部公费。“所以尽管我们住得很差，吃的是里面有很多稗子、糠壳、泥沙和石子的‘八宝饭’，也并不埋怨。”尹从华的记忆里，学校内外都洋溢着一种向上的热情，“据说曾有一枚炸弹掉到了南温泉的校区，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只炸出了一个大坑，当时又把坑挖成荷花池，取名字叫‘和平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