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那个时代，也是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我进到电影圈，是开放十年。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另外，背景的条件也很重要，如果没那个背景条件，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风景了。因为当时大陆和港台地区出产的商业片，已经到一窝蜂的状况，什么能卖就做什么。其实跟现在是很像的，商业操作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蝙蝠侠》大卖，就有很多这种“蝙蝠侠”的电影。当时也是，爱情片、武侠片都是香港的，在台湾就是文艺片。但泛滥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某个类型就突然间不卖了。此外社会的生活形态也改变了，电视普遍了。大家的娱乐有比较多的选项。
所以侯孝贤出来的时候，正是开始开放的时候，同时也是商业片开始下坡的时候。矛盾的地方是，商业片走下坡时，给侯导这一批当时的年轻导演提供了自由创作的机会。拍什么也不晓得会卖钱，就一点点地找方向。包括乡土文学，台湾那个年代对文化的传承还是非常扎实的。读书的就读书，不像现在是个网络世界。以至于那个时候比如文学的电影出来了，乡土的电影出来了，写实的电影也出来了，还有带点政治意味的电影也出来了。所以要变得比较开放，必须要有开放的条件。还有一个是外来的影响，“解严”之后，就会有各种电影跑进来，非主流的，主流的，以前不能看的，现在能看了。这个大概对侯导那一辈，包括我这一辈都是有冲击的。所以他的条件我认为是，刚好天时、地利、人和。
也是那时，台湾电影多样化起来了，包括张毅、陈坤厚、侯孝贤、杨德昌，当时是各拍各的那种感觉。都想拍个不太一样的武侠片，都处在一个重新摸索的阶段。可是东西出来的时候，大概就都逐渐偏向于个人化了，不那么大众口味，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商业的考验，这也是最严苛的，如何寻求创作的自由。庆幸的是这股力量随即传播到国际上去了。台湾地区的电影突然间被国际上发现了，即便并不见得就被台湾的大众认同。不站在市场的角度，而是站在电影的角度来看，这是创作最好的时期。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侯孝贤的美学，比如固定机位长镜头影响了整个新电影运动，甚至之后包括你在内的台湾电影作者。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新电影是彻底拍垮了台湾电影。
蔡明亮：我觉得那个时候很直接的就是欧洲电影的影响，作者论。这种影响不一定是形式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你要重新思考电影是什么，不一定是讲故事，不一定是爱恨情仇。怎么描述现实，再造真实感。像侯导以前拍一个年轻人打架的事情，真打，又不能真打。一般的打叫作套招，套招就很假。所以怎么办，侯导可能就会采取一个稍微远一点的镜头，或者长一点的镜头，表现一个真实感。远一点你就看不太出来打没打嘛。在他的那个时候，这种观看的概念已经改变了。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当时的状态。现在大家一直分析来分析去，我都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很简单，你就是自由创作的，你要怎么拍都可以，你不用因循以前的方式，而且你怎么拍都是在解决问题，都是解决你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侯导的时代，就有点像以前的欧洲电影。它们可能跟美国的动作片是不太一样的，它讲到动作的部分，它可能想要真实一点。所以自己解决问题，就不是因循学校教你的，或者电影理论的，或者是观众的习惯那一套来思考。我讲这一点，是很大的突破。
长镜头的出现，我真的一直觉得，我们不应该老是讨论长镜头。因为讨论了半天，其实就觉得它被孤立化了。长镜头本来就是原初的状态，电影从开始就是长镜头，或者单一镜头。我们搞到最后弄得节奏很快，很炫，很多技巧在里面。反而是到了侯导，到了那个台湾很特殊的年代，开始站在比较创作的立场，退回到电影的本质去创作。大家热衷的还是创作，票房很难。他从商业中转了个弯出来，他的眼界开了，对创作的渴望，对电影的质疑，那其实是一个可贵的年代。
但是我想我的看法可能跟很多人的看法是不同的，有很多人都觉得那个年代，电影死了。他是用票房的位置来思考。或者比如产量从300部到20部，大家都觉得没搞头了。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电影的开始。你走了半天，走了好长的路，什么时候可以达到创作的自由，其实很难的。创作自由不一定是受政治因素的压抑，另外还有一个是看上去积极正面的商业因素的压抑。那个时代是突然间得到一个全然的解放，我觉得很好。后来很多矛盾的声音就出来了。可是我认为，认真想想，也没有一个年代敌得过那个时代了。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对台湾电影来说，或者对亚洲电影来说都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