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
关于《刺客聂隐娘》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说侯孝贤包括很多男性导演最后都会回归武侠，但《刺客聂隐娘》这部电影其实超出了武侠类型，甚至站在了武侠的反面，是一部非常侯孝贤的电影，你怎么看？
戴锦华：这个电影筹备了8年，我跟侯导前后谈了四五次，每次谈都像是他给我上了一次唐代历史课。在他工作室里我看到一堆一堆的档案夹，他能跟你说出每个人物在哪类史书中，有哪些痕迹，都做过什么，他是用历史脉络来重新阐释唐传奇中的人物行为。这个确实不是武侠类型，台湾张晓红教授说武侠里面都是“死人”，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朝向动作、引发事件。但在侯导作品里，它依然是一种生活的质感。比如我们看到《刺客聂隐娘》中阿窈的母亲在梳头发，会以为哪里要飞来一个暗器，但她就在那梳头发，更衣就是在更衣，侯导追求一种历史的在场感。我觉得武侠成为他另外一个表达的对象，而不是一种手段。他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从刺客到侠客的过程，其实也同时在处理刺客和侠客的观念。
这一点他跟黑泽明有点像，大家知道在黑泽明的电影里家具里头也得涂漆，虽然从来不打开。因为观众不知道但演员知道，那个家具必须得是真的。这次《刺客聂隐娘》也是一比一搭的景，后来我问那个帘子是做什么用的，他说给风刮的呀，空场里面要有风，这就是他的观念。
三联生活周刊：你从一个专家或旁观者的角度会好奇他为什么要拍这个吗？你觉得最能唤起他的是什么？
戴锦华：侯导不是一个政治化的导演，他从来都是非常敏感地用直觉去把握时代，去触摸某种政治状况。《聂隐娘》这个故事有一个我们读唐传奇都会忽略的地方，但被他抓到了，就是藩镇，藩镇和大唐王朝。这个故事是对现实情境一种直觉的表达，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在我看来还是挺清晰的，从《童年往事》一路到很政治化的《悲情城市》，但那种政治化也完全不是一个“政治的”表达，他仍然是一个用他的那种直觉、他的生活体验去表达，而且那种表达非常准确。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表达是巨变时代里普通个体的人性吗？你觉得它跟现实并没有那么疏离？
戴锦华：我觉得侯导从来不是一个可能和他身置的现实有疏离的人。他一直极端真切地生活在大家共享的现实中，我觉得这是他最宝贵的地方。虽然他拍唐代，回到唐代，但同时他处理任何题材都是站在脚下的土地上。侯导的独特就在这，他不是一个讲大故事的人，但其实他后面一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历史体认和历史承担，但又没有任何的自大、自恋，没有任何悲情地去承担这个历史。当然电影改编有编剧的一方面，但是你看到它变成电影时的取舍，有侯导自己的承担，不是一个置身其外的说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