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7岁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他前半生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和约的经济后果》，对前一年巴黎和会上的见闻和思考做了详尽的阐述。在他的笔下，人们见证了老迈的克列孟梭、善变的劳合·乔治以及孤高的伍德罗·威尔逊重塑世界秩序的努力及其失败，“二十年休战”的种子也在这时埋下。
法国和英国领导人最大的失误在于，他们拒绝正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扩散带来的国际权势中心的迁移，也拒绝以非独占性的帝国主义模式治理战后世界。德国在1914～1918年的抵抗有力地证明：一个拥有足够人口、丰富工矿资源、高效动员体制和良好交通条件的陆上强国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战争能力；而工业产能偏弱的法国和被全球义务束缚住手脚的英国很难以短促、高效的方式将其击败。未来战争的终极形态已经演化为总体战，英法两国唯有像对手一样以陆上作战为重心，投入海量的人力、武器和弹药，直至对方的战争能力消耗殆尽，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而在1918年春天，协约国的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源已经被开发到了极致；若非美国在短期内投入了200万陆军、一支不亚于法国海军的舰队以及不可胜数的军需物资，德国断然不至于油尽灯枯、从内部瓦解。而英法两国的国民财富和人力资源遭受的破坏，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将无法恢复。
但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关于战后世界的想象却是19世纪式的。巴黎基于主权至上和民族复仇的观念，拒绝承认德国已经成为西欧经济复兴的真正发动机，误以为一项惩罚性的和约便足以永久剥夺柏林的优势。英国则继续为繁重的帝国义务所拖累，伦敦甚至在损失了1/3的国民财富还欠下113亿英镑的内外债务的情况下，继续攫取了包括伊拉克、巴勒斯坦、坦噶尼喀以及西南非洲在内的庞大托管地。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与一个世纪前的梅特涅并无二致，误以为强行恢复均势便足以限制住经济规模大大扩张之后的德国。
美国则另有一番主张。威尔逊总统意在建立以法律和国际协调为准绳的新秩序，企图凭借无与伦比的经济优势填补英法衰落之后的国际权势真空。但他关于新秩序之制度设计的“十四点方案”，在国内未能说服孤立主义者，在欧洲则无法影响实际掌权的领导人。他单单看到了大众舆论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却忽略了欧洲的情形与美国截然不同：假使掌握政权的精英拒绝他的动议，单凭民间的呼吁是难以产生影响的。
作为英国财政部在和会上的主要代表，凯恩斯同样提出了一项方案：作为此际欧洲国家最大的债权方，美国可以酌情放宽英法等国的偿债年限，以为西欧的经济重建创造宽松的资本环境；英法两国则应抵制一切在经济上盘剥和摧毁德国的想法，转而支持这个全欧洲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的重工业中心恢复产能。法国可以与德国建立煤钢联营，通过复兴德国带动本国工业效率的提升和制造业转型，并从德国经济增长的收益中分得赔款。英国则要容忍德国商船队再度出海，使德国的工业制品可以继续出口并创造利润，从而获得扩大生产所需的资本。最终，英、法、德三国将形成一个关联紧密的共同体，通过德国这个火车头来带动欧洲的经济重建。届时，美国不仅能收回战时提供给协约国的巨额贷款，还将拥有一个更具分量的全球贸易伙伴。
然而这个方案最终胎死腹中。除去法国在政治上的抵触外，美国不赞成该计划的主要原因在于：华盛顿固然欢迎一个复兴的欧洲，但它所期待的经济秩序重建绝不仅限于西欧。作为一个生产能力和经济总量已经达到惊人规模，但在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方面仍处于落后状态的“新世界”国家，美国希望直接“接收”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为此，伦敦必须取消英帝国框架内的帝国特惠制，法、德等国也要和美国签署最惠国待遇条约，以实现最大限度的门户开放。而凯恩斯方案不仅没有包含以上条款，甚至还有进一步促进欧洲孤立化的倾向，无论威尔逊还是其国内反对者都不可能予其以支持。所以，从20世纪20年代到“大萧条”时期，美国虽然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提出了多个调整方案，但在要求英国取消帝国特惠制方面从未松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