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请的扩张
1947年1月21日，乔治·马歇尔就任美国第50任国务卿，同年5月，他任命已经因“长电报”而声名鹊起的乔治·凯南为新成立的国务院政策计划署（PPS）主任。后者在此际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以现实主义为指导，完成了对美国对外战略的重新“定焦”。凯南的战略有几点基本假设：首先，国家在可量化的力量指标方面的强大并不意味着在国际事务中就能予取予求，如果不能合理地定义本国的基本利益，并以既有的力量对其加以维护和伸张，强国依然有可能走向倾颓。在这方面，凯南批评了以理想化的“国际新秩序”作为对外政策依据的普世主义主张，而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诉求出发，利用现行国际体系的矛盾和平衡达到所欲的效果。其次，即使是在经济总量足够庞大的背景下，无节制、无重心地挥霍力量依然不是可取的。一国在安全领域的诉求首先取决于它在世界地理格局中的位置，其次是现有的技术手段对地理潜力的开发水平。例如，19世纪的英国可以采取平时“光荣孤立”、待冲突端倪暴露时再介入欧洲的策略，因为彼时大陆强国的资源动员速度较慢，海洋国家享有充裕的时间窗口；而1945年以后的苏联在行动的敏捷度上已经有了显著提升，美国必须在欧亚大陆建立常态存在，才能对安全危机做出及时回应。
正是从这两大假设出发，凯南认为重点扶植西欧是美国在1948年最明智的选择。其一，对美国这样的海洋经济强国而言，维持关键性战略原料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和最大限度的市场开放乃是一项基本前提。西欧作为当时世界上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制造业基地、单一市场和战略原材料供应地，应当，也可以成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资产，而不能放任其落入苏联手中。如果莫斯科借助军事压力和内部渗透，在短期内使西欧中立化，甚至反对美国，则美国不仅将丧失市场和原材料，甚至还有遭遇经济封锁的危险。其二，尽管在资源动员规模上已经日益落后于美苏这样的洲级大国，但西欧包括英国依然拥有全球范围内一流的工业生产能力、军事潜力和技术人才储备。正如1948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号报告所言，“就人力资源和战争能力而言，欧洲旧世界的军事潜力远远超过我们目前承担防卫义务的区域，因为西半球只有美国这一个军备生产国”。而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基础设施是可以通过在短期内投入资本来恢复的。其三，远在“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时代，通过吸收欧洲以外的资源来恢复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就已形成了成熟的运作模式。通过复兴西欧，美国不必再以一己之力与苏联对抗，而是重启了过去几个世纪里反复生效的制衡机制，构筑起了一条能动的战略内线。
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是此际美国相较苏联最突出的比较优势，而经济复兴会产生溢出效应：它将在心理上恢复欧洲对西方阵营的信心，并对苏联形成压力。实际上，美国援欧复兴计划（通称“马歇尔计划”）最大的胜利恰恰是心理上的——西欧在短期内恢复经济基础之后，立即对苏联及其代理人鼓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产生抵触，并启动了以美国为后盾的制衡机制；而莫斯科自知无法在经济上与美国竞争，只得借助封锁柏林来向西方施加压力，并严令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卫星国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此后苏联推出了针对东欧的“莫洛托夫计划”，以双边贸易模式支持“铁幕”以东国家的经济重建，但这种以百废待兴的苏联经济为依托的“输血”模式效果明显较逊。而美国随后更将“马歇尔计划”的模式移植到日本，在短期内就掌握了当时世界五大重化工业中心（美、苏、英、日、西欧）中的四个；莫斯科不得不另起炉灶，援助中国从头开始建设现代工业体系。
不仅如此，从1948到1952年，美国累计对欧“输血”近170亿美元，在支撑经济重建的同时，还解决了国际市场上存在的“美元荒”问题——在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状态的背景下，将相当于美国GDP的1/20和黄金储备的58%的巨额美元输送到欧洲，以购买美国商品、原材料和重建基础设施，不仅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全方位运转，还进一步加强了欧美商品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可谓深谋远虑。
而西欧国家乃至随后的日本，甚至倾向于主动“邀请”美国实施权势扩张。他们倾向于使美国承担更重的安全义务，从而大大减轻与苏联控制区直接邻接的压力。只是在恢复了经济活力之后，西欧才开始重新寻找合适的国际定位。1945年，戴高乐的顾问、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撰写了一份才华横溢的《法国国是纲要》，他指出：随着技术环境尤其是经济规模的变化，单一民族国家已经“不够大”了，只有那些由若干加盟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才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在苏联和美国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之后，法国也有必要营造一个“拉丁帝国”，这个帝国包含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地中海对岸的西北非殖民地，拥有统一的武装、一体化的经济和相近的观念；即使它的物质力量不足以和美苏两极相抗衡，至少也不至于沦为纯粹的附庸。科耶夫承认德国的经济优势和它的重要性，为了借重德国的力量，同时又避免法国再度为这个邻国所征服，他提出了“煤钢联营”的设想：德国向法国出口煤炭以换取建设所需的成品钢材，法国则对德国的复兴加以调控，使其不至于威胁到本国的安全。这一方案日后经过复杂的演化，成为欧洲煤钢联营（ECSC）的雏形。而“拉丁帝国”最终变成了今天的欧盟，以一体化的形态成为欧洲的最佳出路。美国也在欧洲的经济复兴初见成效之后，将其纳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安全框架，使西欧能够更主动地承担安全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