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启示录
1993年，马克·布罗利在《自由领导者》一书中剖析了英美两个海洋帝国得以长期掌握世界霸权的决定性原因：通过制度化的国际体系缔造，领导者将世界上大部分中小国家变成了自己的利益关联方。在开放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中小国家可以继续发挥各自在经济领域的相对优势，同时避免承担维护体系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当挑战者出现时，许多与主导性自由霸权国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不甚相同的国家也会选择维护旧秩序：利益相关者在破旧立新方面总是存有疑虑的。相比之下，苏联虽然在增殖权势方面也很有潜力，但由于其对开放性国际市场的怀疑态度，本质上只是在一个封闭空间内进行发展。当其经济出现固有的波动和低潮时，往往难以获得化解危机所需的弹性空间，只有向外扩张，最终败于自由霸权国组织的利益关联同盟。
由于美国借助自由主义体系把大部分中小国家变成了自己的利益关联方，挑战者在组建制衡联盟时，将面临盟友稀缺的困境。毕竟，制衡首先是一种自利行为，弱国只有在确信与美国决裂的收益更高时才有可能转换阵营，而这种收益的可靠性取决于挑战者能提供的援助的规模。假如美国在战略调整的过程中重申体系的基础地位，使大部分国家感受到现存利益分配机制的优越性，而挑战者又无力提供高于体系内相应单位收益的“贿赂”去争取盟友，那么制衡势必成为奢望。反过来，挑战者自身还要冒被国际体系孤立的风险。
反过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权势的相对衰落，恰恰是由于破坏了既有的制度优势。小布什政府一系列鲁莽的单边主义行动大大削弱了“9·11”事件后世界舆论对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也令人对“美国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使华盛顿的国际声望大受影响。2013年以来陆续曝光的“棱镜计划”和其他监听行动更是使一向被视为美式民主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理念的真实性受到了怀疑。事实证明，即使是在权势基值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计成本、不分轩轾地扩张全球义务依然会导致灾难性后果，这种情形在缺少成本分担者时尤其突出。而过度扩张往往是由迷信自身权势的心理导致的，值得格外警惕。
（参考资料：G. 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Ludwig Dehio，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icholas J. Spykman，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1944；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吴征宇：《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