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繁荣与民间智慧相互激发，成就了一些颇受欢迎的著名园丁，郭橐驼就是留名后世的一位。他是一位驼背园丁，家在长安城西边的丰乐乡，以种树为业，擅长移植。经他手种的树都长得高大茂盛，挂果早且数量多。于是长安城中的富豪人家、从事园林游览和做水果买卖的人，都争相聘请他。柳宗元写过一篇《种树郭橐驼传》，里面谈到郭橐驼种植的秘诀讲究“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后来元朝的一本种树书还托名于他。
展示新奇漂亮的植物物种成为长安城中的一种时尚。拥有罕见物种的多少，以及通过技术革新将新植物栽种成活的成果，成为当时长安城中富家豪门“炫富”的方式。史书记载，杨国忠家的年轻人在园林艺术的革新上颇为擅长，他们建造了一种可以移动的木制花园，叫作移春槛——将花园安置在木轮上，园中种植了名花异木。每逢春和景明，就推出这种可以移动的花车上街，车子一边前行，一边还可以缓慢地旋转，使街边路人都可以详细地看到车上的奇花异草。
但真正的物种繁荣还是来自更底层的民间。石虎这些来自异域的君王，对后世植物经济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技术创新和物种引进。他们在统治时引入了中亚土地共有的观念，将其与中国古代均分土地的惯例相调和。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制造出了广大的自耕农小农阶级，他们在小块土地上辛勤地耕作，尽其所能地将最实用的物种栽种进自己的庭院中。陶渊明就是这样一名小自耕农。他弃官归隐后，在魏朝统治的华中务农度过了余生。虽然生活并不宽裕，收支仅能勉强相抵，但他在田地间创造并书写了自己的生活美学。陶渊明的诗歌写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园圃之乐》，也可作为当时魏朝小自耕农田庄的全景图。
陶渊明的田庄分为田地、果园和菜园，种植的作物有粟，可能还有小麦、大豆、桃梅、桑、麻、葵，以及一些别的蔬菜。他还栽培了自己喜爱的松和菊，还有梨、柳、竹子等别的植物。在陶渊明留下的诗作中，我们还不能看到多少西域的物种，但一个拥有小块自己土地的农夫，可以在方寸之地上按自己的意愿种植，是物种流传非常重要的条件。隋唐时代延续了北魏的土地均分政策。在尤金·N.安德森的考证里，当时一位普通的男性户主受露田80亩，一生均可耕种，年满60岁时还给国家。同时还受永业田20.3亩，可以终身拥有并传给后代。在配给的份额中，20亩应种植桑麻，余下的1/3则为宅基和菜田。“虽然面积不大，只是一些小的农庄，但已经比大多数亚洲农民的处境要好。而且中国人植桑非常紧凑，很会利用土地，外观上行修建得像丛林一样，因此几英亩的土地已经可以颇有作为。”尤金·N.安德森曾这样写道。
到唐代时，植物移植技术的成熟，以及多年土地均分造就的小农阶级，促成了植物物种的大繁荣。近东的农作物菠菜、甜菜、莴笋、扁桃、无花果开始广为人知。来自南亚的农作物，海枣、小豆蔻、山扁豆等植物也开始广泛传播。阔叶的甘蓝、类似莴苣的苦菜，以及带香味的胡芹，这些有实用价值的草木，大多被文人墨客忽略，也不太可能出现在达官显贵的私邸花园中，但却在民间自耕农们的土地上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生命和传承。
大众的物种
劳费尔认为中国的物种输入是一个延续1500多年的过程。陆陆续续进入汉土的各类植物，开启了人们对化外之地的好奇，丰富了宫廷和民间的世俗生活，但直到宋朝，才出现了真正能称得上革命性物种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