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艰难的王朝。北方胡族入侵，导致南北国土分裂，战乱不断。坏天气与帝国遭受的磨难相辅相成。在北宋末年与南宋末年之间，气候变得寒冷干燥，偏偏此时中国还迎来一个人口攀升期。人口在北宋期间超过1亿，南宋和金朝的总人口超过1.1亿。在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北方国土丧失的情况下，用农耕充实仓廪成为朝政大事。不管是军粮征集还是平民生计，政府在农桑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一场新的农业革命应运而生，它被一些外国学者描述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新的知识和工具进一步改良创新，农业知识得到进一步的改良；新的材料，粪肥，以及河泥、石灰等肥料的推广，使农民学会了有效地保持地力；水利技术日臻完善，使空前复杂的灌溉网络得以建成。但更重要的是，一些高产、耐旱的早熟粮食品种被引入。这些革命性的物种不再只是满足小农自给自足的园圃之乐，或者达官贵人炫耀的奇花异草，而是对国计民生都影响颇大的粮食物种，其中最出名和意义最大的是来自安南占城的生长季短的稻子。和唐代贸易主要经由西北的沙漠绿洲不同，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在海上。宋朝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水上社会，它的国道是长江，它的国门是中国海。占城稻就是经由海上到达的。
中国是个吃米的民族，因此在寻求国外物种时，稻米是一种天然能引起中国人好奇心的品种。张骞出使西域时，曾细心记录下了在大宛、安息和条支种植大米的情况。在他的亲身经历和听闻传说里，库车、疏勒、和关，和葱岭以北的漕国，还有石国等地都产米甚丰。但这些地方的大米并没有进入中国，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稻米种类非常丰富的国家。据史书记载，光是旱稻就有6种，晚稻有10种，早熟的、晚熟的，耐旱的、耐涝的，有黏性的、偏硬朗的……种类繁多。占城稻能在如此庞大的中国稻米体系里占得一席之地，主要因为它顺应了宋朝天时。占城稻有“百日黄”之称，甚至有的地方可以两个多月就成熟，被称为“六十占”。对当时正遭受干旱侵袭的北方来说，占城稻“高仰处皆宜种植，谓之旱占”。种植上也不因远道而来就需要特殊待遇，“其耕，锄薅、拔，一如前法”，和通常粒小性硬的高产稻相比，占婆稻的口感相对更好，“米粒大而且甘，为旱稻种甚佳”。
宋真宗赵恒是占城稻最大力的推手。佛教作者釋文瑩在《湘山野錄》卷中记录了《真宗求占城稻种》：“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菉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占城稻种到中国后，真宗先是在皇家农苑中尝试种植，然后命令转运司将稻种与种植方式写成榜文，在山地多的地区推广种植。1011年被朝廷分发推广后，到1012年占城稻已经广泛传播。因为它的高产量和易耕种，在“物以稀为贵”的市场上并不如那些低产量的品种那样受到尊重，但却在灾荒年间，为万千穷人提供了得以果腹的食粮。
棉花是宋朝的另一个重要大众物种。实际上早在公元3世纪时，棉花就通过西域和印度两条不同的道路传入中国，中唐时由高昌人种植棉花，然后纺织而成的棉布非常知名，但当时仅是一种新奇之物，就像一只来自西里伯斯的白鹦，一条拂林国的小狗那样，是高官显贵间流传的奢侈品，并不为民间大众所享用。宋朝时对棉花的利用有了革命性创新。擅长拿来主义的中国人，结合中国历史悠久的丝绸衣服缝制技术，将棉花填入衣服中。棉花杰出的吸存热气的功能，对农耕国度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尤其在民生艰难的年间，棉花在缝纫方式上的突破，使在田间劳作的大众得到保暖，使冬季劳动无与伦比地扩大。这些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确立了棉花在中国这个农耕国度重要农作物的地位。
香料与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