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其次强调了德行。“德行比人情世故更难获得，年轻人一旦丧失了德行是很少能再恢复的。儿童的心理和礼貌的形成需要不断的注意，因此应针对儿童个性特点而采取相应措施。”洛克认为这在大群学生中间是无法进行的，受其影响，公学开始推行小班上课，以满足个别教学的需要。在课程的设置上，公学更注重古典课程和宗教课程的道德熏陶作用，以及课外活动的才能训练，以使学生养成上流社会需要的风度礼仪。而为了贯彻性格陶冶的原则，寄宿制也是公学的一大特色。
在一系列的绅士培养目标中，知识和技能是最不被洛克看重的。他认为，一个绅士与其做一个良好的逍遥学派或笛卡儿学派的学者，远不如精通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来了解人类社会的生活，成为一个有德行、懂得人情世故和有礼仪的人来得重要。因此，在19世纪以前，培养具有健全体魄、注重德行修养的绅士是公学的唯一目标，也是适应当时英国贵族阶层的一种培养目标。20世纪之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下，公学也开始重视科学教育和学术能力的培养，“牛剑”（牛津和剑桥）升学率逐年升高，公学的绅士培养目标的内涵也有所拓展。
可以说，绅士培养的核心与其说是教书，不如说是育人。全人教育（Whole Person Education）——培养全面人格的绅士——一直是公学的基因。曾经在哈罗和墨尔文公学任教多年的庞辛告诉我：在所有衡量公学的指标中，公学系统内部并不看重的就是A-level（英国大学入学考试）排行榜上的名次，因为排行榜的唯一标准就是考试分数，根本不能体现全面的品质教育。伊顿、哈罗和墨尔文等老牌公学都不参与排行，可见一斑。伊顿公学新任校长西蒙·亨德森（Simon Henderson）就对此极为反感，他坦言：“作为学校，如果你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那么未来的大门就向你的学生敞开。但这是有代价的，当他们走出这扇大门时，他们的个人和职业是否幸福和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考试成绩之外诸多方面的训练和教育。”这些考试之外的训练，更多体现在我们传统认为的“副科”中，比如体育、音乐、艺术、戏剧。
让庞辛遗憾的是，远赴英国读书的中国父母们往往只看排行榜，而且大多选择在第六学级（Six Form）入学。这一学级是公学里的最后两年，注重学术性，素有“大学预科”之称。这一选择看似投入产出比很高，因为优异的理科基础，以公学为跳板的中国学生很多能够如愿升入“牛剑”。但是，第六学级主要以升大学为目的，课程专门性强，很多“副科”都削减了。“那些‘副科’正是与培养创造力、批判性、自信、领导力更相关的部分。某种程度上，这些孩子没有享受到公学的精髓之处。”
主笔/贾冬婷 摄影/张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