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宋瓷的流入状况大致如下：最初是明治三十至四十年代，高丽古墓出土的耀州窑和白瓷等质量较高的瓷器；其次是明治四十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本土的“盗掘热”的带入品，而且主要是自大正中后期，以钜鹿的发现为契机，在日本出现磁州窑热潮。
上世纪70年代日本临宇山人购入首批中国陶瓷，在其后廿载的收藏生涯里，他主力搜求汉、唐、宋、明作品。每件作品俱体现了藏家的心血、卓识和眼力，然而最让他念兹在兹的始终是来自中国陶瓷盛世的宋瓷。
宋代提倡儒学，统治者标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求长治久安。宋代国策采取守势，对北方的辽、金等国长时间形成对峙局面，互不侵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心态求得国家和平，在这种局面下，宋代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陶瓷于此时真正成为最高档艺术品。宋代的陶瓷艺术是陶瓷史第一个高峰，以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名噪一时并称雄了近千年，把陶瓷生产从实用化向艺术化转化大大迈进了一步。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临宇山人开始全力庋藏该时期的作品。其实这种收藏偏好在日本收藏界其来有自，自宋元时代起，日本藏家已对中国宋元陶瓷青睐有加，当时最新运抵镰仓港口的“唐物”（即中国货物），莫不让日本的显达之士望穿秋水、翘首以待。今年香港佳士得获得临宇山人珍藏，将推出三场专拍，当中的绝妙陶瓷琳琅满目，从河北定窑和浙江龙泉窑，乃至磁州窑系的陶器，种类之多让人目不暇接。
近代，日本收藏界对中国的宋瓷奉若上品，竞相收藏，以至于大量的宋瓷名品珍藏于日本。横河民辅是日本最早的中国古陶瓷器收藏家，他创立的收藏今日依然是代表日本的一大收藏。昭和七年（1932）以后，横河数次捐赠给帝室博物馆的中国古陶瓷器收藏，其总数为811件。具体有：汉明器、俑类约10件；唐三彩约50件；宋瓷中，钧窑15件，磁州类约30件，青白瓷15件，天目约30件等等。至昭和十年（1935），日本诞生了以横河收藏为首的、数个典型的中国古陶瓷器收藏，直至今日，这些收藏依然气势威严。
日本近代宋瓷的流入状况大致如下：明治三十至四十年代，高丽古墓出土的耀州窑和白瓷等质量较高的瓷器；其次是明治四十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本土的“盗掘热”的带入品，而且主要是自大正中后期，以钜鹿的发现为契机，日本出现磁州窑热潮。
大正十年至十一年（1921～1922），奥田诚一相继发表了下述有关中国古陶瓷器的论文：《关于宋窑红绿彩盂》、《关于高丽黑花》、《最近频繁带入的宋瓷》。大正十一年，作为《陶雅集》的第三辑，上田恭辅氏发行了《中国陶瓷高丽黑花》，这大概是日本宋瓷研究的开端。大正十二年（1923），上田在《陶雅集》的第八辑上，发表了《对定窑的考察》，以后作为磁州窑的特集，上田又发表了《亚东》。就这样，大正十年以后，宋瓷的研究渐渐步入正轨，其中频繁出现的论题，基本局限于磁州窑。
奥田诚一在《最近频繁带入的宋瓷》中提到：“最近出现了被称赞为宋窑的中国陶器，并受到一部分人的欢迎。这本来属于我国爱好家所说的高丽黑花之类，而且作为中国的东西，这在我国以前一直无人知悉，因此，过去的茶道人士没有留下任何赞赏的记述。这没人知悉、没人在意的器物，最近开始受到学者和艺术家们的关注和玩赏，这是颇为有趣的倾向……”
在发现钜鹿数年后的大正十一年，以前对日本人来说，几乎未曾见过的宋瓷，受到一部分爱好者尤其是美术院系的画家们的注目，而且他们的主要兴趣在磁州窑上。这种对磁州窑等宋瓷的兴趣，充分体现于昭和初期陶话会主办的“宋瓷”展观上，也体现于昭和七年工政会发行的《钜鹿出土陶》中。在前者的展览上，共展出瓷器60件左右，除1件钧窑、2件定窑、5件青白瓷、1件北方青瓷、2件黑釉、1件南宋龙泉窑青瓷等之外，其余几乎全是磁州窑的东西。可以说，这的确显示了日本人对宋瓷的喜好程度。大概磁州窑的乡土气息及温和恬静的风格，受到了特别的喜爱。
事实上，作为研究的背景，钜鹿出土是直接的契机。此外这前后欧美人相继发表了对宋瓷的研究成果，这大概激发了日本的研究。日本的这些研究，内容都极为基本，例如：奥田通过与最近的带入品的制法、釉药、样式做比较，论述在高丽黑花中，有中国磁州窑系统的东西，并把对两者的严格区别，作为研究的主要目的。
在临宇山人的珍藏中，我们可以看到数件磁州窑精品。有一例高足外撇、喇叭形口的北宋/金代磁州窑黑剔花牡丹纹瓶，瓶颈瓣纹重叠，缠枝牡丹纹环绕器身，这类用双层化妆土剔花的手法，正是磁州窑难度最大的工艺之一。施此工艺者，先在瓶身挂一层白色化妆土，干后再罩一层黑色或深褐色化妆土。第二层干后，工匠在黑土刻制纹饰细节和轮廓，并剔去作为图案背景的黑土，使白土外露。完成后，瓶身薄施一层透明釉，并入窑烧造。成品的白地黑花流利洒脱，但唯有技艺精湛者，方能在剔去黑土之余，而无损其下的白土。
临宇山人的收藏中还有一例纹饰明快的北宋/金磁州窑白地黑花钵，此器深腹，高足小巧，但其黑花并非剔划而成，而是用笔直接在白地作画。纹饰共有四组折枝花，画工流畅、笔意挥洒。由于此处图纹并非剔花，而是用画笔勾勒，所以其画风更流转如意。虽然如此，要用浓稠的化妆土，在另一层未经窑烧的瓷泥上作画，当中涉及高超的技术。
临宇山人的收藏中有一例金代磁州窑红绿彩鱼藻纹碗，它呈现的正是第三种磁州窑装饰技巧——釉上彩可能是磁州窑最具创意的装饰工艺，它在公元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已为当地窑口采用。据目前证据看来，这很可能是一例创始于民窑而终为元代御窑采纳的装饰技巧。烧造磁州器物时，瓷工先为泥胎施一层浅色化妆土，其上再挂一层无色透明釉，始用烧陶温度入窑烘焙。冷却后，经窑烧的釉面上再施以铅助熔的釉上彩，并用较低的温度二次窑烧。磁州窑最盛行的釉上彩为红绿二色，而黄色亦时可得见。
宋瓷中，茶用具对日本的影响极为深厚。在临宇山人的吉州窑珍藏中，其装饰手法多变的吉州窑茶盏最独具匠心的装饰方式之一，是在湿润的深色釉上铺一片天然树叶，窑烧时叶子因氧化而燃烧殆尽，但叶中的矿物质有助熔作用，使接触到叶子的釉料变薄，而叶子所含的氧化磷则使釉色变淡，结果，碗内留下一个浅淡而逼真的“叶影”。
时至宋代，品茗在宫廷和权要贵胄之间日益流行，茶具的地位也变得举足轻重。宋徽宗曾亲自撰写十二章《大观茶论》。由于斗茶之风渐炽，黑色茶盏于焉蔚为风潮。蔡襄（1012～1067）所著《茶录》有言：“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绞如兔毫，其坯微厚，烩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宋徽宗亦指出，福建黑盏保温效果尤佳。
福建建安茶盏，当属宋代黑釉茶盏之冠，临宇山人亦珍藏数例佳妙建窑盏。建窑胎土富含高铁，许多建窑器物采用的是液相分离釉，而物相分离过程中在釉中形成的小玻璃珠，可将多余的铁带至釉面。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这些小珠产生了状若茶叶末釉的斑驳效果。浮至釉面的小珠破裂后，形成所谓的“油滴斑”，而破裂的小泡随釉料沿着盏壁流消而下时，即出现筋脉状的兔毫式条纹，就此可参见藏品中的南宋建窑兔毫盖。冷却过程中，多余氧化铁的微晶不断增加，因而产生更多的条纹，由于氧化铁的三个主要形态呈色各异，所以其呈色千变万化。
临宇山人珍藏中也有淡雅精致、纹饰隽永的象牙白定瓷，与纹饰自然奔放的磁州、吉州窑器物和釉色厚润深沉的建窑瓷大异其趣。其中有一批极品定窑瓷，它们或划刻纹饰，或饰印花。此次拍卖的北宋定窑划花莲纹洗属于前者，其莲纹刻画生动、工艺娴熟。定釉清澈透明，几近无色，加上胎质莹白，所以刻划而成的纹饰格外细腻雅洁，画瓷者更采用双线来勾勒纹样，使之看来更生动立体。
另一件北宋青白釉瓜棱执壶，其流修长外伸，口端平切，确保出水多少丝毫不差。此壶精美绝伦，盖和其上系绳的小扣均完好无缺，它于1971年6月获评定为重要文化财产，并多次在展览中亮相，更是诸多学术文章的研究对象，相关的文献记录至少可上溯至1943年，其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此器呈瓜棱形，壶身上半部的划花细腻动人，纹饰含蓄隽雅，呈现的正是早期定瓷风格。拍品中还有一件造型秀美的南宋青白釉刻卷草纹梅瓶，其纹饰线条更为清晰，因刻痕较深，致使青白釉在线条凹陷处略有积釉。此瓶的卷草纹延绵不断，使器表纹饰更繁复生动。
临宇山人的收藏，可以看到日本近现代以来，对中国陶瓷最正统的审美态度。
（部分资料引用于富田升著《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
记者 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