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油价对于依赖石油财政的产油国，会以什么方式产生影响？更深入地观察，结论或许在想象之外。
消耗战
81岁的阿里·纳伊米（Ali Al-Naimi）已经在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的位置上待了21年。在过去5年里，他不止一次向朋友提到退休的想法。2015年4、5月间，沙特新国王萨尔曼大规模改组政府，重点改革了沙特能源决策体系，但仍保留了纳伊米职务。他必须在耄耋之年带领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再一次度过一场油价危机。
不只沙特，2014年秋天石油价格暴跌以来，全世界都在盯着纳伊米的一举一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他组织欧佩克成员国采取一致的减产行动，让油价逆市而升。2008年初，石油价格飙升到147美元一桶时，他拒绝了美国政府增产的强烈要求，敏锐判断出：石油供给是充足的，导致价格飙升的是金融投机。随后，当经济危机使油价大幅下跌时，纳伊米又在9、10、12月三次主导签署减产协议，稳定油价。他不仅救市，也平抑高价。2011年5月，利比亚危机爆发。纳伊米说服其他欧佩克国家，对欧佩克原油的需求早已超越了经济衰退高峰期的水平，各国应该提高产量。于是，利比亚造成的石油供给下滑被弥补。油价在阿拉伯动乱起始时创下新高，之后在2011年一路走低。在过去二十年里，纳伊米和他背后的沙特都像是国际原油价格稳定的安全阀。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从2014年9月中旬到11月中旬，当基准原油价格下跌了21个百分点，达到4年来最低点时，纳伊米没有在公众面前说过一句话。2014年11月，在维也纳的欧佩克部长会议上，委内瑞拉的拉菲尔·拉米雷斯做开场白，倡议欧佩克成员国、俄罗斯和墨西哥联合减产。纳伊米对此嗤之以鼻，他先是提醒各位部长，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俄罗斯承诺与欧佩克同步减产，但是并没有兑现。两天前的一次会议上，俄罗斯石油公司CEO伊戈尔·谢钦说，俄罗斯同意减产，却尴尬地被同时出席会议的俄罗斯能源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否决了。接着，纳伊米毙掉了阿尔及利亚人关于欧佩克减产5%的提议，尽管这项提议得到了12个成员国中的7个成员国的赞成。纳伊米说，这或许会提升今天的价格，但无法解决页岩石油和需求下降给欧佩克带来的长期问题。会议第二天，石油价格就下跌了10个百分点。
在过去的2015年，人们仍在盯着纳伊米，期待他减产救市。可在2014年，他在能源权威杂志《中东经济调查》（Middle Eastern Economic Survey）上的一番话已经明明白白：“如果油价要跌，它就是会跌，任谁都无可奈何，但在我们感到痛苦之前，其他人早就大为受创。”
根据石油咨询公司挪威雷斯塔能源（Rystad Energy）基于全球6.5万座油气田信息得出的数据，2015年，沙特生产一桶原油的成本是9.9美元，科威特为8.5美元，是全球最低水平；其次是伊拉克、阿联酋和伊朗，分别为10.7美元、12.3美元和12.6美元；在欧佩克内部，尼日利亚的生产成本最高，为31.6美元，利比亚和委内瑞拉分别为23.80美元和23.50美元；在欧佩克以外，美国的原油生产成本为36.20美元，加拿大为41美元；另一主要产油国俄罗斯的成本为17.2美元。
这些数据说明，在目前的油价水平下，主要产油国的生产本身并不亏本。这大约可以印证一个现象：各国一面哀号油价太低，一面又在增产较劲。2015年，美国的石油产量是40年来的最高点。俄罗斯原油和凝析油总产量较2014年增加5.34亿吨，增幅1.4%，向原苏联加盟国家以外地区出口量增长11%。2015年6月，沙特的原油产量达到了1056.4万桶，创下历史新高。
但对于几乎所有国家来说，价格战都是不可持续的。在沙特、俄罗斯和伊朗等主要石油出口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依赖石油开采和出口。石油价格的安全线并不是生产成本，而是足以维持财政平衡的原油价格。根据德意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尽管生产成本低廉，但是伊朗的盈亏平衡线是每桶石油131美元，沙特阿拉伯是104美元，伊拉克为101美元，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分别为81美元、78美元和77美元。俄罗斯为105美元。油价水平已远远低于主要石油国的财政盈亏平衡线。
沙特的痛苦有目共睹。巴塞罗那国际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海湾经济专家埃卡特·沃尔兹（Eckart Woertz）说：“相比俄罗斯，沙特货币没有灵活汇率，而是紧紧拴在美元上。这意味着，沙特没有自动调节的机制：当油价下跌的时候，收入就下跌。而俄罗斯能够用以本币获得的收益覆盖国内开销，较少受到货币贬值的影响。”根据沙特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2015年，石油收入占政府总收入比重已从2014年的89%骤降至73%。与此同时，由于沙特参与了对也门反政府武装的打击和对抗“伊斯兰国”的国际联合行动，沙特军事安全方面的开支飙升，今年总支出约2600亿美元。入不敷出使政府2015年的财政赤字达到3670亿里亚尔（约合9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2015年11月，沙特外汇储备减至6280亿美元，同比下降14.2%。
沙特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应对经济压力。新批准的财政预算案是基于原油价格低于每桶50美元制定的。为将财政赤字减少14%，沙特从12月29日开始削减能源补贴，即将高等级汽油的售价从原来的每升0.6里亚尔（约合1.04元人民币）提到0.9里亚尔，低等级汽油的售价则提高了67%。水费、电费也将有所提高。除采取削减支出措施以外，沙特还将扩大收入范围。政府计划将一些国有企业私有化，出售阿美石油公司部分股权，同时采用增值税、对烟草进行征税。
外界对沙特财政收缩的最大担忧是：“由奢入俭”是否会对“中东稳定之锚”的社会稳定形成政治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若沙特不削减支出，其财政储备将于5年内耗尽。但正如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董事长哈立德·法立赫（Khalid Falih）所说：“沙特阿拉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能力坚持到市场平衡。”沙特在高油价时代积累的外汇储备等财富资本令它的竞争对手相形见绌。俄罗斯经济在2015年收缩3.9%，通货膨胀率达到12.9%。美国金融家索罗斯（George Soros）相信，俄罗斯如果愿意削减支出，包括外汇、特别提款权和黄金储备在内的国际储蓄能让他们支撑两年。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上月表示，他手头的外汇储备1年内就可能烧完。刚刚重新进入国际石油市场的伊朗正迫不及待增加产量，缓解多年制裁造成的经济困窘。但低迷的油价使石油收入对伊朗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而他们的口袋里仅有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天花板”
纳伊米为何不再次主导一场欧佩克的减产？当人们考虑沙特的动机时，很容易将它和持续动荡的中东政治联系在一起。很显然，除了美国，所有中东的主要玩家都在这场低油价中苦苦挣扎。而此刻正是这样一个关头：中东的格局正在重构，它们的表现很可能影响未来的中东权力版图。
美国卡耐基和平研究中心能源和气候变化项目主任黛博拉·戈登（Deborah Gordon）指出，美国能源革命的到来恰逢阿拉伯世界动荡，叙利亚、伊拉克的教派冲突升级之时。这些事件使得沙特等海湾国家对它们的战略处境格外警觉。一方面，美国能源产量的激增被视为“能源独立”的信号；另一方面，中东的许多领导人都相信，美国完全误解并错误处理了发生在阿拉伯的动乱。华盛顿放弃了穆巴拉克，容忍了民选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在这场动乱中，海湾国家发现：美国的建议不仅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这让它们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产生了深刻担忧。而美国与伊朗谈判的热切愿望，和其“重返亚洲”的声势更加剧了这种担忧。萦绕在沙特等国家的一种普遍预感是：美国的能源独立使华盛顿缺乏动力重新考虑它的中东政策和目标，它将抛弃无望解决的中东问题，和它麻烦缠身的盟友。
2010年底的阿拉伯动乱发生后，中东国家采取的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正是对这种担忧的反映。当时，高企的能源价格帮助海湾国家实现了某种外交上的独立，使它们有更大的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标。2013年，沙特情报部门负责人班达尔·本·苏尔坦（Bandar bin Sultan）亲王说，由于华盛顿向德黑兰靠近，沙特正在寻求拉开自己和美国的距离。“沙特不想一直处于一个依附者的境地。”
沙特不但用总额超过1300亿美元的社会福利保障措施平定了国内的政治威胁，还针对巴林动乱进行了成功的军事干预。它在2011年对巴林、阿曼和也门许下了80亿美元的援助。它和阿联酋和科威特一起对推翻穆斯林兄弟会上台的埃及塞西政府提供价值120亿美元的现金、贷款和能源援助。卡塔尔则把赌注压在崛起的伊斯兰政治上，它支持在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希望以此扩大合作伙伴，获得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位置。
但对于海湾国家来说，外部的压力并没有因为油价高企而减轻。通过高油价复兴的俄罗斯试图重新在中东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废立问题上，莫斯科和利雅得针锋相对。随着伊朗和谈的推进，沙特的安全局面更加复杂。从2015年初，沙特对也门进行空袭，到8月海湾国家联军出动大批地面部队从南北两路向胡塞武装发起猛攻，都是为了防止什叶派武装夺取也门，使领衔什叶派的伊朗对沙特形成包抄之势。
若以地区权力较量的眼光，沙特在这场油价危机中占到了便宜：油价的持续低迷使解除制裁的伊朗不大可能迅速走出困境；而俄罗斯则陷入经济泥潭。如果俄罗斯受到的打击很大，需要就原油价格立刻达成协议，那么沙特就处于一个让俄罗斯为地缘政治付出代价的有利地位。
这种合理的推测或许描述了低油价时代中东较量的现实，但它能够被用于解释油价和沙特的政策动机吗？这种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未来中东石油政治的常态？
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的中东研究教授F.格雷戈里·高斯三世（F. Gregory Gause，Ⅲ）指出，将纳伊米拒绝以减产促进油价反弹的政策归因于利雅得的外交政策，这种地缘政治假设的首要问题在于它并不符合事实。2014年9月开始的油价下跌并不是因为沙特增加了产量。沙特在2014年的产量和2013年在同一水平上。而强调沙特的地缘政治算计的更大错误是误解了影响沙特石油政策决策的因素。留在沙特石油政策制定者脑海里的先例，并不是上世纪70年代，沙特如何成功地让油价攀升或跌落，而是80年代中期的惨痛经历。
1984年，纳伊米成为沙特阿美公司历史上的首位本土总裁。他出生在沙特有着丰富石油资源的东部省份，童年以沙漠游牧民族的传统方式度过。8岁，他进入阿美公司创办的学校，12岁成为石油公司的送信男孩。此后，在公司的支持下，他到黎巴嫩学习，最后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地质学硕士学位。在成为总裁之前，他既熟悉生产，也在行政岗位上受过足够的磨练。
80年代的油价危机恰好给跻身沙特石油财富决策层的纳伊米上了重要一课。1985年，国际油价从每桶30美元左右跌至每桶不足10美元，跌幅约为69%，直至1990年才恢复至30美元的报价。这一轮油价暴跌有着复杂的诱因。黛博拉·戈登指出，暴跌基于70年代国际油价史无前例的增长。阿拉伯的石油禁运和伊朗革命使中东石油供应减少。供应的削减导致价格高企，进而引发消费的衰退。整个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从1973年的5.7%降至1980年的1.4%和1982年的-0.3%。为应对高油价，西方国家纷纷以节能政策节制石油消费。
1973到1981年，经合组织因节能而减少的石油消费量高达3.18亿吨，平均每年节油2446万吨，其中1979到1981年平均每年节油量达4933万吨。同时，西方国家开始发展替代能源。1981年美国公用事业用煤量比1973年增加一半以上。同一时期，英国、法国和西德每年至少各有一座1200兆瓦或更大的原子能发电站可以投入使用。到1983年，法国已经39%的电力由核电站供应。1986年6月，英国石油公司的《世界能源统计评论》说：“1979年世界石油总消费量为31.25亿吨，而到1985年却只有28.09亿吨；1985年，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所占的比重只有37.89%，与1973年相比，石油的比重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
面对下滑的油价，欧佩克于1982年3月召开了第63次会议，并宣布该组织的产量限额是1800万桶/日。为达成一致，富国对穷国做出让步。穷国的配额一般都占1977年产量的70%以上。而富国一般是50%左右。像往常一样，第一大产油国沙特没有接受欧佩克为其分配的配额，但已经准备好承担“机动产油国”的任务。这是欧佩克在成立22年之后第一次成为实行市场份额制的“卡特尔”组织。但这种减产的结果对沙特来说却是悲剧性的。
为支撑油价，沙特原油日产量由1980年的逾1000万桶减少至1985年到1986年的不到250万桶。1981到1985年，沙特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7.2%。但许多欧佩克产油国却并没有按照协商的减产份额跟进，沙特减产的实际受益者是开采成本较高的竞争对手。
1985年9月，沙特决定放弃单方面减产救市，转而采取增产降价的策略，在市场上驱逐高成本产油者，收复和扩大市场份额。这样一来，尽管油价下跌，到1986年中，沙特石油出口收入同比反而有所上升。1986年初，非欧佩克产油国也开始通过降价销售来争取市场份额。此后，争夺市场份额的“价格战”全面爆发，国际油价一路下滑。到1986年底，非欧佩克产油国不得不提出减产承诺。以此为基础，1986年12月举办的第80次欧佩克会议重新实行配额制度。价格战最终宣告结束。
这次石油危机教给纳伊米一个道理：在其他产油国不能确保减产的情况下，沙特绝不单方面减产。事实上，这也是1985年以后沙特的一贯政策。
今天，当人们从政治性去理解沙特的石油决策时，一个默认的前提是：利雅得依然具有撬动市场的能力。但那场危机说明，早在80年代，利雅得对油价的干预能力就是有限的，即使是欧佩克，也并不是传说中呼风唤雨的角色。
石油一直以来都是沙特最为重要的国家资源优势和竞争力来源。石油资源权力是沙特在国际体系中最为突出的权力资源，也是沙特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和拥有较高国际地位的基础。沙特在国际市场上的权力来自两点。一是市场份额。70年代到80年代初，欧佩克拥有市场80%的份额，作为整体它在市场中拥有接近于垄断的主导权。而石油产量约占欧佩克国家的1/3的沙特天然成为这个组织的主导者。这意味着，当油价过低时，沙特能够通过主持欧佩克的减产减少市场供应，促使油价回升。沙特主导权的第二个来源是“剩余产能”。石油生产具有前期投入占比极高的特点。扩大剩余产能意味着巨大的资本耗费，而这种资本耗费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因此，产油国大多在剩余产能扩大问题上持有极为保守的态度。以当前的数据为例，欧佩克的剩余产能大约为300万桶，沙特占据了其中98%的量，这使它成为唯一一个能够有效地、战略性地使用剩余产能的国家。这意味着，当市场油价过高的时候，沙特能够通过释放剩余产能来影响供给关系，平抑油价。
但是事实上，这个看似无懈可击的系统存在许多漏洞。欧佩克作为一个整体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欧佩克的市场垄断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85年时，欧佩克的市场份额就缩减到了43.7%。那时，北海石油和阿拉斯加北坡石油开始进入市场。在石油需求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欧佩克国家和非欧佩克国家双方在市场份额上势必此消彼长，如果欧佩克削减产量，市场份额会被侵蚀，若产量太高，导致供过于求，则价格下降，也会带来经济损失。只要欧佩克国家和非欧佩克国家没有建立协调机制，限量保价就难以奏效。
另一方面，与石油竞争的是成本更高的其他能源品种。油价太高容易刺激新领域油气和新能源发展；油价太低则相当于把资源廉价出售了。
正因为如此，欧佩克在建立之初，就并未追求一味推高油价获利，而将保证石油价格的稳定作为目标。但是什么样的价格才是应当被保证的，欧佩克各国在这个问题上从没有达成一致。
欧佩克成员国被分为以沙特领衔的“鸽派”和以伊朗领衔的“鹰派”。“鸽派”和“鹰派”的划分与政治斗争无关，完全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以沙特为代表，“鸽派”国家石油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良好，不需要大笔资金支持国内建设，其油价政策往往是基于长远考虑。沙特规模庞大的石油生产必须依靠国际石油市场流动才能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国际权力，在它看来，过高油价将扼制石油消费国的经济发展，对需求产生负面作用，同时刺激其他国家的能源生产和新能源品种的发展，最终会在中长期影响收益。因此，几十年来，沙特的石油政策一直维持了一种幕后的理性与规律。它在石油产量、价格和份额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努力把石油产量和价格维持在既能保障石油出口收入，又能使石油消费国接受的水平，以谋求自身石油供应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并维持国际市场对石油的依赖。在外的表现就是它一直主张稳健的油价，并愿意在全球油价过高和过低时充当平衡阀。
而以伊朗为代表的“鹰派”则急需大笔资金支持国内建设，其产量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因此，在制定石油政策时，它们一般会选择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同时希望维持高油价，获得更多收入。
国家目标的差异意味着欧佩克的每一项决策都是两个派别艰难博弈的结果，而每一项决策的实施都因为缺乏有效的强制手段和监督而变得更加艰难。即便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欧佩克的集体行动也是以高度同质化的海湾六国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主力”实现的。
因此，无论是“增产抑价”还是“减产保价”，欧佩克的自身特点都为其限定了能力“天花板”：当世界市场的需求超过欧佩克（主要是沙特）的剩余产能时，欧佩克也就失去了抑制油价上涨的能力。而各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则为减产能力设置了上限。只有在减产行动不会威胁到本国经济安全的情况下，欧佩克成员国才会参与欧佩克的减产行动。
欧佩克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往往是置于欧佩克是世界最大的垄断组织这一隐含预设基础上的，而欧佩克的垄断性又是基于欧佩克内部成员国行为的完全一致性假设而得出的结论。许多能源学者的研究都显示，事实上，欧佩克对世界石油市场和国际油价的影响非常有限：就短期而言，欧佩克国家行为一致性程度对国际油价存在有限联系；从长期来看，欧佩克国家行为一致性与国际油价几乎不存在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欧佩克不是国际油价的制造者，而是追随者。
失误
1986年，由于减产政策的全面失败，沙特石油部长亚马尼被震怒的法赫德国王撤职。纳伊米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这场油价危机后，沙特背上沉重的债务，出现长达16年的预算赤字。“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去年3月，纳伊米在柏林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也许不像亚马尼，纳伊米能够相信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等欧佩克伙伴如今的减产决心，但他冷静地接受了新的现实：今天，欧佩克国家贡献了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0%，另外60%的市场份额由俄罗斯和美国主导，他们恰好也是沙特在石油市场上的最大竞争者。沙特凭借其剩余产能，在“增产保价”中也许还能发挥一定作用，至于“减产抑价”，权力已经不在利雅得手里了。自2014年11月的那次会议后，纳伊米多次表示，他不知道油价走向会如何，以及油价何时出现复苏。他并没有撒谎。事实上，许多能源学者持有这样的看法：减产到底能否、以及能够造成多大幅度的价格上涨都没有定论。“在过去，欧佩克的影响力被夸大了很多，现在它几乎已经死亡了。”埃卡特·沃尔兹说。
1995年，纳伊米被提升为石油大臣。他每天很早就到石油部，这是一栋九层的镶嵌着黑玻璃的石造大楼，他的办公室在七楼，面积不大，室内装修20年来都没什么变化。下午14点左右是沙特政府的下班时间，他会乘坐一辆黑色奔驰车离开，然后在家里进行余下的工作。
纳伊米面对的局面比亚马尼更为棘手，世界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沙特人的预期。纳伊米在2009年对美国外交人员说，他并不担心替代能源会削减石油的消耗量，因为国际市场还在继续扩大，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可6个月之后，美国驻沙特大使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在发给能源部长朱棣文的备忘录中说，沙特领导人“没有想到（美国）政府向后碳氢化合物经济前进并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态度这么坚决”。沙特人刚刚斥资1000亿美元，把日产量提升到每天1250万桶。大使写道：“沙特领导人担心市场是否还需要这些石油。他们不大关心未来价格的走向，而是关心我们改变全球能源结构的规模和进展。”
过去十年，沙特反对任何边缘化石油的国际协议，担心新能源的使用将使石油的市场份额被挤占，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他们是难缠的对象。但他们并没有料想到，石油开采领域的技术进步会率先为他们带来竞争者。2011年，欧佩克在一份报告中承认，从页岩层中提取石油和天然气的技术正在显著影响着全球能源供给格局，该报告是欧佩克首次承认利用水力压裂技术提取页岩油的重要作用。仅仅两年后，2013年，页岩油产量的爆发使美国超越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
人们曾经担心，全球原油供给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上升曲线之后，将会停止增长，并且逐渐无法满足需求。2005年，石油分析家马修·西蒙斯的一本书预测，沙特石油产出量的下降预示全球石油供给将会不可逆转地下滑。纳伊米对这种观点不屑一顾，承诺将提供更高的产量。他赢了。相比于十年前，沙特石油产量的确在提升。可这并不意味着沙特的胜利。四年前，纳伊米在卡塔尔接受采访时提到他所遭遇的残酷现实：“需求会比供给更早达到顶峰。”石油消费曲线的平坦，同样能让沙特阿拉伯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那个时候，纳伊米的希望在于亚洲石油需求的提升能够持续得再久一些。花旗集团商品分析机构负责任艾德·莫尔斯告诉美国《彭博市场》杂志，2014年夏天，中国对石油需求增长的放缓另沙特官员大吃一惊。“纳伊米发现中国疯狂的固定资产投资时代已经结束，也就是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用不可思议的能源密集方式做事情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的石油使用增长幅度依然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倍，但是国际能源署在2014年把2019年中国的需求预测数量减少了50万桶。按照平均一个百分点GDP所需要的耗油量来计算，中国的耗油量从2008到2014年降低了18%。
一旦石油不再稀缺，石油掌控者的权力也就消散了。对于沙特来说，接受和应付一个不稳定的市场成为唯一理性的选择。黛博拉·戈登说：“今天最大的危机是石油市场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2000到2015年之间石油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远远超过了1975到1990年期间。需求不再只控制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手里。亚洲已经成为需求的重要驱动者。同时石油的补充量也不再只来自沙特和欧佩克。美国、加拿大、拉美国家都进入供给圈子。另外，世界石油的大部分已经掌握在国有石油公司，而非跨国公司手里。这个市场的范式变化了，需求的减少是最棘手的问题，仅是中国需求的减少可能就足以使市场经过几年时间才能达到平衡。就算产油国达成减产的共识，价格的回升依然会很轻微，直到中国、印度和其他需求国家的需求再次上升。而供需的棘手性恰恰又会诱惑生产国家‘作假’，试图比其他国家卖出更多石油。于是整个市场也就更加动荡。”
“真正的石油对话会在沙特、伊朗、伊拉克这些欧佩克成员和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这些非欧佩克成员之间展开。”黛博拉·戈登说：“这样的对话将更加富有压力，困难重重。”过去，欧佩克作为一个具有垄断性质的组织，其内部的利益协调还可能供应，但今天当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都有实力发声的时候，关于油价的协商就逐渐倾向于零和博弈了。
低油价似乎是沙特能够采取的唯一应对，至少从目前看来，它起到了一定的效果。2014年石油价格开始下降时，美国的石油工业就迅速做出了反应，暂停了超过半数的钻井设备。从2014年11月到2015年4月，美国石油公司暂时解雇了超过10万名工人。2015年3月，投机和金融投资者们撤离原油市场，对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合约的净多头仓位连续四周减少，合约数量达到2013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2015年头10个月，沙特输往亚洲主要七个国家的原油日均达到440万桶，是自2007年以来的第二高值，仅次于2012年上半年460万桶出口纪录。输往欧洲国家的原油则达到日均101万桶，是2006年以来的最高值。俄罗斯石油公司资金紧张，迫切地想要抛售其可售出的所有原油，避免政府救助，已经无力着手全球性的扩张。反观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依然保持扩张，它在韩国双龙精油公司的持股比例提高至64%。纳伊米还来到北京，与中石油就购买其26家炼厂中一家和300家零售门店的股份展开讨论，这笔交易规模估计达到10亿至15亿美元。
变局
在一场尚看不到尽头的油价危机中，中东不会有幸存者。即使像埃及这样的能源消费国家，它们在节约大量能源费用同时，也将损失从地区富裕国家那里得到的支持。这样一场激烈的石油竞争，会让中东更加动荡吗？
许多人认为，80年代低油价造成的经济压力是萨达姆在1990年出兵科威特的主要原因之一。伊朗和沙特在油价问题上的争执似乎让人嗅到了一丝战争前夜的气味。2016年初，沙特与伊朗的断交显出针锋相对的味道。智库卡耐基欧洲研究中心学者克里斯蒂娜·考斯切（Kristina Kausch）说，低油价可能令沙特陷入一种困兽心态，采取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地区安全的恐慌感可能会压倒国内政治的不安，成为首要处理问题。
但以历史的眼光，战争并不是低油价的选择。萨达姆本人是一个特殊的执政者，低油价也许刺激他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但高油价也并没有阻止他在1980年袭击伊朗。在1990年，萨达姆心怀侥幸，认为他的战争可能躲过国际社会的惩罚，但显然，今天伊朗和沙特都不会做出类似的判断，战争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风险极高的冒险。
1985年夏天，当沙特宣布不再单方面减产之后，1986年8月的欧佩克会议上，伊朗就统一减少产量，接受欧佩克新的份额系统。那正是两伊战争期间，而沙特公开支持伊拉克对德黑兰的战争行为。F.格雷戈里·高斯三世指出，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克服过低的油价的共同利益，恰恰可能促成中东敌对力量之间的合作。2006和2008年，在利雅得挽回油价的努力中，德黑兰都是合作者。近期发声的事情也证实了这种历史逻辑：2月16日，沙特和俄罗斯达成共识，同意将石油产量冻结在1月11日水平；据路透社的消息，伊朗表示愿意在原油产量到达制裁前的水平后，讨论冻结产量
中东国家的国内政治动荡和政权的更替能够急剧改变地区地缘政治的图景。在中东近50年的历史里，对地区格局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并不是国家间的战争而是国家内部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油价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在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过先例。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从30美元一桶暴跌至10美元以下。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政党赢得大选，接连导致军事政变和血腥内战。
但在这些例子中，石油都不是唯一因素。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本杰明·史密斯研究了过去40年产油国的发展，发现在油价低迷的时期，它们比那些非产油国表现得更稳定。其他一些量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F.格雷戈里·高斯三世指出，事实上，每个中东石油政权都在80年代中期的低油价冲击下存活了下来。即使在阿尔及利亚，将军们最终也控制了局面。相反，伊朗革命、阿拉伯动乱，卡扎菲被赶下台这些事件发生时，油价都处于历史高点。
从今天的情况下，中东各国并不脆弱。沙特等海湾国家的经济储备比它们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要出色。经济条件不佳的伊朗、伊拉克被低油价拖垮的可能性同样有限。伊拉克处于打击“伊斯兰国”，平息教派和民族冲突的前沿。这些迫切的问题使它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援助。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承诺支持伊拉克政府打击“伊斯兰国”。沙特政府也开始修复它与巴格达的关系。低油价还会减轻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独立运动的压力。在油价下行的压力下，原本依赖石油收入的地区政府会更需要依靠中央财政的支持。而伊朗政权已经在数次重大挑战中生存了下来。伊朗人已经习惯节衣缩食，对于伊朗来说，无论油价如何，制裁的解除都意味着更好的经济前景。
“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油价都不是决定地缘政治稳定与否的万能灵药。”黛博拉·戈登说：“长期的低油价可能对世界最大的产油国和产油地区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但另一方面，高油价也并不意味着稳定。它可能促成各个派别更加激烈的财富竞争、更多的腐败和对石油更大的依赖。”
中东可能发生的另一种变化，是低油价压力下各国的自身调整。精明理性的沙特人心里清楚，他们无法从一场价格战中获得长久的胜利。沙特身上的光环迟早会像油价一样消弭。纳伊米在国际舞台上是新能源革命的藐视者和抵制者，但另一面，他已经在自家房顶上安装了太阳能发电装置。2013年，他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摆脱对石油收入的过度依赖，实现多样化。”沙特已经开始开发其丰富的磷酸盐来出口化肥，开采铝土矿来冶炼及轧铝。纳伊米说，沙特希望最终能用这些东西生产制成品，如汽车零部件。“我们正在为我们的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我们在鼓励企业，我们在为进步创新提供合适的环境。”他在华盛顿研讨会上说，“这并不容易。它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它正在发生。”2006年的一次部长会议上，老国王拉着他的手，要求他着手建立一所大学。建立在吉达红海北部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拥有220名教授和2000名研究生。陆海武装人员严密保卫着那里的设施，女人不被强制戴面纱，和男人并肩学习工作。他们研究沙特富有的另一些东西：阳光、沙滩和海水，试图在它们身上取得重大的科技和商业突破。这所大学寄托着沙特后油气时代的未来，过去5年里纳伊米多次谈到退休，是为了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这所大学。
2015年4月29日凌晨，沙特新国王萨勒曼突然发布国王令，免除其同父异母弟弟穆克林的王储及第一副首相职务，指定其55岁的侄子、副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为新王储；而纳伊夫30岁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被列为副王储，即王位第二继承人。
年轻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国家有自己的重新设计。在年初接受《经济学家》采访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蓝图。在石油价格保持走低的情况下，在五年内消除预算赤字，这意味着拆除依据石油现金的既有利益系统——不纳税，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以及高度补贴的电力、水和住房。王子承诺五年期结束时，水电等生活用品的价格将随市场价格波动。他也承认了新税法，包括5%的增值税，含糖饮料和香烟的罪孽税，闲置土地的征税。调整税收和补贴只是第一步。大约70%的沙特人年龄小于30岁，同时2/3的沙特工人由政府雇用。昏昏欲睡的国家控制经济方式必须被打破。新的沙特领导人已经在展望私有化和公共服务的私人参与。地缘政治与经济变革相结合是一个真正的赌博。它的结果，而非单纯的油价或将决定沙特的生存和未来阿拉伯世界与中东的形态。
（参考资料：《欧佩克石油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刘冬著。《Bloomberg Markets》：How Saudi Arabia is Prolonging the World’s Reliance on Oil.）
主笔 徐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