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纳粹德国与德意志帝国的关系，“二战”结束以来史学界的普遍做法是将希特勒政权视作“德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其极权主义、国家暴力、领土扩张和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处处与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文化一脉相承。
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德国史学界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学者们认为纳粹德国与德意志帝国不能相提并论，至少，前者的许多特征是无法在德国历史上找到相关渊源的。譬如，约阿希姆·费斯特《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提到，希特勒本人的赌徒性格使其对德国本土实施焦土政策的“尼禄命令”是前所未见的，而弗兰克·巴约尔《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则揭示第三帝国与其说是个国家，毋宁说是个秉持“匪首―打手”原则的强盗政治共同体。这些著作以全新的视角探讨了纳粹德国迥异于德意志帝国的方方面面，予人许多启发。
相对于上述著作，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看起来就“保守”得多。当然，哈夫纳也谈纳粹德国的异质性。比如，他认为希特勒所奉行的犹太人灭绝政策，及其政体所具备的“专制独裁下的无政府状态”这样的双重特征为历代德国政府所无。不过，他仍强调纳粹德国的延续性要远远多过独特性，其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思想，是可以在帝国时代找到鼻祖的。但有趣的是，帝国的实际缔造者“铁血宰相”俾斯麦，却恰恰是这些思想的积极反对者。俾斯麦苦心孤诣打造的国家如何一步一步偏离其设计的轨道，可以说是《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最大看点。
哈夫纳开宗明义即表明，德意志国家衍生自“一个怪异的不对称联盟”，其中一方是俾斯麦所代表的普鲁士，另一方是德意志民族运动。普鲁士的德国政策曾历经两次变化。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前，普鲁士专注于其东部疆域，满足于维持“一个半德国半波兰的双民族国家”。1815年以后普鲁士原有的波兰土地几乎丧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西部疆域的大幅拓展。其政策开始转为建立一个“小德意志国”，亦即“普鲁士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德国”，而俾斯麦将之具体表述为，建立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邦联”，南部德国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但德意志民族运动的目标则是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国”，亦即“德国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欧洲”，这个“欧洲”后来被希特勒替换为“世界”。德意志民族运动肇始于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德国人对启蒙运动的感觉十分纠结矛盾，他们既羡慕启蒙运动理性与科学、民主与自由的一面，又仇恨其对德国文化高高在上的沙文主义姿态。尤其是拿破仑的入侵战争，使他们更汲汲于先从文化方面确立自身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日后则发展为要求政治上的民族自决、国家统一以及更多的生存“空间”等等。
俾斯麦一向反对德意志民族运动。1848年革命后，民族运动领导人通过“保罗教堂”决议成立第一个“德意志国”，并邀请普鲁士国王担任皇帝。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跃跃欲试，却遭俾斯麦激烈反对而最终作罢。俾斯麦的理由很明确：作为保守派政治家，他反对民族运动中所蕴含的自由民主诉求；作为务实的外交家，他反对与此前一直联手镇压民族运动的盟友、也是“德意志邦联”稳居老大座席的奥地利成为敌人。
但最终俾斯麦与德意志民族运动“合流”的原因，就在于奥地利自己就怀揣着一个“大德意志”梦想，这与俾斯麦建立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邦联”的设想不相兼容，两国自此成为冤家对头。为了应对可能产生的军事冲突，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1861年开始进行军事改革，但由自由主义政党（“进步党”）所领导的国会多数派拒绝通过相关预算案。危机之下，俾斯麦于1862年出任首相，并在下院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德国所仰望于普鲁士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其实力……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是靠铁和血。”
哈夫纳认为，大多数德国人都误解了俾斯麦的这篇演说，只注意“铁和血”这类挑衅性用语，却忽略了俾斯麦已在此做出暗示，向自由派人士表达强烈的求和意愿。“‘铁血宰相’向国会议员们传达的讯息是：政府需要那支违背其意愿而被扩大的军队，以便有朝一日能够用武力来实现他们也争取的目标，亦即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一个与普鲁士结盟、受到普鲁士领导的国家，即便它只是一个小德意志国，甚或仅仅是一个北德意志国。”
俾斯麦的暗通款曲并没有为国会所领会。接下来的四年中俾斯麦在不向国会提预算案（“无预算政府”）的宪政危机中，执意完成军事改革。1866年普鲁士击败奥地利后举国欢腾，国会于焉追认了之前四年内政府的各项违法支出。与此同时，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以至完全超出俾斯麦的预想而一举击败法国，不仅“北德意志邦联”绰绰有余，南德诸邦亦纷纷来归，德国出乎意料地完成了统一。而此时的俾斯麦则觉如临大敌，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掌控当初有限利用、此时已变得难以驯服的民族主义。在后者看来，奥地利也好，法国也罢，终究是些纸老虎，德国理应在欧洲乃至世界上有更大的作为。
俾斯麦将德意志的建国目标始终缩限在北德意志，而害怕其膨胀扩大，有其充分的理由。他在1882年的国会演说中称：“数以百万计的刺刀主要就直指欧洲中央，而我们就站在欧洲的中央。我们由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已经因为欧洲整体历史的缘故，遂优先成为其他强权结盟对抗的对象。”哈夫纳指出列强之间的“结盟”始终是俾斯麦脑中挥之不去的噩梦。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前，德国人所居住的许多小邦小国只是很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其邻国根本没有害怕它们的必要。而1871年以后，“原本让中欧对外力产生缓冲作用的一大块‘海绵’或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塑料垫’，如今却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水泥块。一场战争（普法战争）促成了这种令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精神振奋，却令欧洲其余各国焦虑不安的转变”。
早在帝国草创前后，俾斯麦就已深感民族主义的危害而开始与之拉开距离，并展开了多项灭火行动。于是，在那激情燃烧的建国岁月中，“铁血宰相”俾斯麦简直成了一个奇怪的人物。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他提醒人们“民族主义”是一个大大的“骗局”。1867年，他宣称法国在普鲁士和南德之间的美因河沿线设防，“符合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利益”，但他又担心此举可能会助长“民族主义的潮流从中寻路穿过”。在此意义上，哈夫纳称俾斯麦与其说是“帝国的建立者”，不如说是“帝国的阻碍者”，因为他的终极目标是，阻止德国成为主宰欧洲的霸权。
但俾斯麦最终还是失败了。甚至在他在任期间，他的和平“退让”政策就在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和现实的政治斗争冲击下，变得摇摇欲坠。在他去职之后，德国灾难性地与英、俄、美形成外交和军事对峙。俾斯麦的“结盟”噩梦成真，帝国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走向崩溃。俾斯麦留给后人的一个启示便是，猛虎出笼容易回笼难，民族主义可以成事，但更可以坏事。这便是哈夫纳贯穿全书的一句诛心之论所表明的：“俾斯麦的帝国在建立之初就埋下了灭亡的种子。”
（《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著，译林出版社2016年1月）
文 黄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