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2000年时空，“废帝”刘贺的故事，越来越清晰。
一印定名
开棺之前，曾有媒体提出直播的要求，但杨军从始至终都是拒绝的。“感情上接受不了，至少得对墓主有一种基本的尊重吧。”作为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坚守在考古工地上已有1500多个日夜，早已与这座千年古墓有了某种无形的情感联结。时至隆冬，南昌郊外的山坳里满目萧瑟，马上就要过年了，开棺的时间却总是一延再延。
棺柩仍然静静地躺在主椁室的东北角。这是一个六面体结构的内外两重棺，外棺南北长约3.71米，东西宽约1.44米，残高0.46米到0.96米。有趣的是，外棺棺床底座上还安有4个木轮，此类结构的棺床在汉代墓葬中尚属首次发现。经过仔细辨认，外棺盖上依稀可见漆画的斑驳痕迹，在放大镜下进一步观察，才发现那并不是木纹理，而是规律分布的无数方格。据专家猜测，这可能是工匠们在棺盖上反复10余次铺麻刷漆而成。除了漆画铺底，外棺盖上还有纺织品的刺绣痕迹，朱雀图案清晰可辨。除此之外，外棺盖之上从南至北还依次放置了三把玉具剑，有金丝缠绕在剑鞘处，精美非凡。
从棺柩遗迹不难想象，墓主下葬之时必定极尽哀荣，祭祀的人们在棺木上覆盖瑰丽繁复的帷帐和招魂幡，祈祷墓主的灵魂升入天堂。但经过2000多年的地质运动，深埋在地下的棺柩早已严重塌陷，棺盖与帷帐彼此黏合缠绕，棺座与木轮相互挤压嵌套，叠加关系极为复杂，给开棺增加了不小的难度。这种情况下，到底是现场开棺清理，还是套箱转运进实验室，杨军和考古队专家组一直在犹豫，眼看着春节前的日子所剩不多了。
为了尽快决定是否套箱转运，考古队在棺盖南侧尝试着用钢钎插进一道细缝，就着手电筒的微弱光线观察棺内。“里面黑魆魆的，物品情况非常复杂，但隐约可以看到丝织品和漆器的痕迹。”内棺的保存情况比想象中要好，这个观察结果让杨军和专家组松了一口气。他们进一步推测，内棺里还可能有大量的玉器。如果直接开棺，丝织品和漆器一接触氧气，就可能瞬间失色或化为粉尘。“更何况，如果万一还存留有遗骸呢？”将棺柩整体套箱运往低氧实验室开棺，显然更加明智，专家组也迅速达成一致。
随着开棺日的临近，考古队里对墓主身份的意见也越来越统一。“连刚开始犹豫的人，后来都不犹豫了。”杨军告诉我们，早已有多重证据链将答案直指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比如，位于主墓西侧的大型真车马陪葬坑。汉代对车马坑有严格规定，只有皇帝和诸侯王可用，公元前33年，汉成帝下令废除车马陪葬制度，而历代海昏侯中只有刘贺生卒时间符合。又比如，北藏阁里出土的三架悬乐。按照《周礼》记载的礼乐制度，“四堵为帝，三堵为王”，明显高于海昏侯“侯”的官职，而历代海昏侯中只有刘贺曾为诸侯王。
尽管心里已有九成把握，但杨军却口风很紧。他不断跟我们强调：“考古是材料牵着鼻子走，出什么东西讲什么话，没有出关键证据就不能贸然公布墓主身份。”他所说的关键证据，指的就是墓主印章。在两汉时期，印章是常见随葬品之一，也是判断墓主身份的最直接证据。虽然专家组按照葬制判断，内棺里面肯定葬有墓主印章，但对于一座跨越2000多年艰难留存下来的棺柩，谁又能打包票呢？
2016年1月16日，海昏侯墓的发掘人员、文保人员和专家组几十号人都挤在并不宽敞的实验室里。经历了5年的等待，终于到了开棺这一天。揭开棺盖的那一瞬间，整个实验室里变得出奇的安静。待看清楚眼前“金光闪闪”的画面，人们又忍不住惊呼起来。只见内棺里器物排列整齐：最南侧有至少3层贴金漆盒；中部为墓主遗骸，头朝南足向北，遗骸上依次摆放着大小不等的7块玉璧；遗骸北侧有包金丝缕琉璃席，琉璃席上放置着多排金饼，每排4枚，至少6排以上。
2000多年后的遗体已经不再完整，只剩下部分残缺的股骨和腿骨。遗骸中部隐约可见带钩、佩玉和书刀。而那枚玉印，堪堪落在残骸腰间，半边陷在黑泥之中，半边露出莹白玉色。但眼尖的人们还是一眼就看到了它，玉印正面清清楚楚篆书二字——刘贺。虽然此前早已猜到，但当真正看到这枚印章，大家的兴奋之情仍然抑制不住，纷纷相互祝贺：“真的挖到了一个曾经当过皇帝的墓葬！”杨军也不例外，此刻的他只想跑到外面畅快地抽根烟：“没想到揭开棺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我们太幸运了！”
除了玉印，刚刚出土的金饼也是证明刘贺身份的有力证据。考古队员用刷子轻轻刷净金饼上的污泥，细密的墨书字迹便显露出来，上面清楚写着：“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西汉实行酎金制度，要求有封地的王与侯在每年八月祭祖时给朝廷献上黄金，这便是当年刘贺为朝廷准备的酎金。与此同时，其他的证据相继传来，来自北京大学的文字识读团队在出土的奏牍副本上解读出“元康四年六月”、“南海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皇帝陛下”等字样。而元康三年正是刘贺被废为海昏侯、移居豫章国的那一年。至此，海昏侯墓主身份终于尘埃落定，为汉武帝之孙、第一代海昏侯、第二代昌邑王、“汉废帝”刘贺无疑。
人如傀儡
作为“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大美人李夫人的孙儿，在《汉书》的记载中，刘贺的相貌却其貌不扬：“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萎，行步不便。”三言两语便勾勒出一副平庸面孔。这副面孔的主人却无疑有着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4岁为王，19岁称帝，在位27天遭废黜，以平民身份幽禁于昌邑故地近十载，29岁被封为海昏侯并移居豫章郡，4年后在封地郁郁而终，终年不过33岁。
这位大汉王朝的短命皇帝，在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中，并未获得单独立传的资格，而他的故事只是散落在《宣帝纪》、《武五子传》等其他篇章中。甚至因为在位时间太短，在历代帝王谱系中，也找不到他的名字。这个无足轻重的“废帝”，连同他那如政治木偶般曲折悲怆的命运故事，早已湮没在无声的历史长河中。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清单，考古却像是最苛刻的历史侦探，在古物痕迹中辨伪存真，让曾经黯淡隐去的历史细节重新变得清晰鲜活。
昌邑王刘贺的命运转折始于19岁，这一年膝下无子的汉昭帝驾崩，在阴差阳错中刘贺被大将军霍光选中，在霍光的操纵下，19岁的刘贺成为皇位继承人。但他“即位27天内就干了1127件荒唐事”，短短一月不到便被霍光联众废弃，又逐回昌邑削为平民，昌邑国也从此被废，代之以山阳郡。在杨军看来，海昏侯藏阁中出土的东周青铜缶和西周青铜提梁卣，或许就跟这场不流血的交权政变有关。“在汉朝时，这两件酒器已属文物，按道理说，王侯一级不可拥有商周物品，只有皇帝才能享用。那为什么刘贺的墓葬里会出土？或许就是他交权时从宫廷中带走的。”
短短一月之间，刘贺从皇帝被贬为平民，身份变化之剧让人如堕云端。刘贺被废后，群臣曾向太后进谏：“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而霍光以太后的名义否定了群臣的建议，甚至亲自护送刘贺回到山东昌邑旧邸，并慷慨地将“故王家财皆予贺”。即便如此，返回故地的刘贺依然身份尴尬。从主椁室东南角出土的一枚刻有“大刘记印”的龟形玉印，或许就是他这10年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姓刘，但又不是一般的刘，而是当过皇帝做过昌邑王的刘。”在杨军和专家组看来，这种彰显家族身份却回避个人信息的做法，恰好能体味出刘贺在制作这枚印章时的微妙心态。
公元前68年霍光病死时，刘贺已经在昌邑旧邸里生活了7年。就在霍光死后次年，汉宣帝想起了这个还活着的“废帝”，内心颇为忌惮，便特意派山阳太守张敞数次前去查探。在张敞的观察里，刘贺样貌平庸，举止有些呆傻，他甚至让宫人去守陵园，病了无须治疗，互相杀伤也不处罚。汉宣帝自然认为刘贺毫无仁义之心，亦无谋反之力，便不再忌惮他。直到公元前63年刘贺29岁时，彻底铲除霍光势力的汉宣帝认为刘贺已不足为患，便将他分封到远离政治中心的蛮荒之地鄱阳湖畔当海昏侯。
顺着鄱阳湖沿赣江而上，刘贺带着家人从昌邑千里迢迢来到了偏远的豫章郡。从繁荣的北方到遥远的南蛮之地，这其中的贬斥之意不言而喻。据历史文献记载，曾经有人被分到海昏为侯，却因为不愿意最终没来。可见在当时，海昏侯可不是什么香饽饽。为了安抚刘贺，汉宣帝将他的食邑升为4000户，这在西汉已属于一个大县的人口。在汉武帝之前，诸侯王包括列侯在封地内皆有行政权，但在七国之乱后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借机收回诸侯王和列侯的行政权，他们手中只剩下食邑，即按照土地数量和产量收取赋税的权力。
尽管内心有着万般无奈与幽怨，刘贺最终还是来了。在他的内心，却始终把自己当作昌邑王，而不是什么海昏侯。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铜豆形灯座上刻有“南昌”字样，是目前关于南昌的最早实物资料。这不禁让人联想，或许南昌的得名还真与这位昌邑王的故国之思颇有渊源。或许刘贺认为山东是“北昌邑”，而把海昏国视为“南昌邑”，进而演变成“南昌”。地方志《豫章记》记载，刘贺常常行船到修水与鄱阳湖交汇之处，遥望北方，愤慨而还，后人便称此地为“慨口”。清代诗人黄正澄有诗云：“城漫移昌邑，侯空据海昏。”这个末代昌邑王，仍然心向北方。
历史侧影
不甘心成为命运的傀儡，这股执念如同不死的魂灵，飘荡在刘贺为自己准备的地下宫殿里。除了朝廷有明文规定的葬制，诸如覆斗型封土、六丈祠堂、乐舞制度和五重棺椁等规定他不敢僭越，但只要是没有明确规定之处，必定极尽奢华之能事，用杨军的调侃之语形容，“可谓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虽然身为海昏侯，在生活上衣食无忧，甚至算得上富贵，但刘贺的政治生命却几乎约等于提前画上了句号。朝中侍中金安上向汉宣帝谏言称，刘贺虽然是列侯，却为上天所抛弃，没有资格奉宗庙朝聘之礼。皇帝采纳了这一谏言，从此之后，在每年各诸侯按期朝见天子的仪式中，就再也见不到刘贺的影踪。在他内心深处，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他梦想着总有一天能改变自己的命运，重回王的位置重奉宗庙。
为了这一刻，他时刻准备着。墓葬中出土的378枚总重达100公斤的金器，就是他当时迫切心情的真实写照。金饼和金板是具有储藏功能的硬通货，它们作为墓主生前的储备黄金，与西汉时期每年八月祭祀宗庙时向天子献酎的酎金制度有关。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如所献黄金分量或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杨军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从文帝开始就成为皇帝控制诸侯之力的一种政治手段。而对于没有奉宗庙资格的刘贺来说，他也准备了大量金饼，希冀着终有一天能回到长安祭祖献酎。
一次行船至鄱阳湖畔，豫章郡太守卒吏孙万世这样问刘贺：“你被废时，为什么不斩大将军，却听凭别人夺去天子玺印与绶带？”刘贺说：“错过了机会。”孙万世又说：“过不了多久，你可能会在豫章封王。”刘贺这样回答：“应该会这样，但现在不该谈论。”孰料这番对话被扬州刺史柯告发，汉宣帝大怒，削掉刘贺的3000户食邑，成了只有1000户的小侯。
至此，刘贺重回宗庙的希望被彻底断送。他的状态变得越来越颓废萎靡，更有疾病缠身。《汉书》中记载，早在昌邑故国时他就“身长体瘠，病痿难行”。椁室中发现的多张大型卧榻或许就是印证——甚至连会客他都是在榻上进行，可见他当时行动之不便。和卧榻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五味子、冬虫夏草等多种药物和补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或许还在幻想着皇帝能赏赐“黄肠题凑”——这是一种在椁室四周用柏木堆垒成的框形结构，是帝王或经特许的贵族专用的下葬形式。在墓葬中，人们发现了类似的相关建筑构件。同样佐证这一心理的，是椁室内发现的玉料，据推测，应是为了制作玉衣而提前准备。
但最终，刘贺并没有得到皇帝和中央政权的一丝怜惜，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过长江仅仅4年时间，年仅33岁的他就在鄱阳湖边郁郁而终。那些金饼没有等到跟着主人入朝酎祭的那一刻，“黄肠题凑”和玉衣也终是不敢用，只能和他生前使用的钟鼓馔玉一起葬进地下宫殿。万般无奈却不敢越雷池半步，可以想见刘贺临终时该是何等的不甘与凄楚。
刘贺死后，他的长子未等到继承爵位就早夭，而次子则在朝廷诏书到达海昏国的途中也早殇。汉宣帝和朝臣们认为，这是天要亡昌邑宗族，从此海昏侯位一度悬置。直到公元前46年，汉元帝才将刘贺之子刘代宗封为第二代海昏侯，开始承袭四代，直至东汉王莽篡位时，海昏侯位才被取消。在杨军的记忆中，海昏侯墓中曾出土一枚昆虫琥珀，那终身受缚的姿态，恰似刘贺悲怆一生的写照。
汉代生活史
刘贺或许从未想到，穿越2000年的时空变幻，有朝一日竟然还有机会用1万多件随葬品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器物会说话，有时甚至比史书记载更加真实生动。竹简、棋盘、编钟、琴瑟、孔子屏风、青铜火锅、蒸馏器……这些出土器物慢慢勾勒出一个知书识礼、风情雅趣的墓主形象。这是刘贺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从未在文献记载中存在过的形象，他的贪嗔喜怒，他的兴之所至，渐渐变得真实立体起来。
汉代尊崇儒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死者生前享受的东西都要带到墓中去，其墓葬形制的宅第化和陪葬品的生活化十分明显。进入这座居室化椁室，便如同来到了刘贺生前的居所：东室是他的卧室和日常起居之地，西室则是他读书会客之地。在“书房”里出土了一组绘有孔子形象的漆器屏风，题字部分清晰可辨“孔子”、“颜回”、“野居而生”的字样。在屏风附近，还出土了大量竹简。这些竹简经过清理和试读，发现写有“子曰”的内容，应是《论语》或部分语录。除此之外，还有《易经》、方术、医术、赋等相关内容。
回廊形藏阁里还出土了展现对弈场面的围棋盘、大量的琴瑟、乐舞和编钟，这些丰富藏品仿佛带着人们穿越回西汉，眼前浮现出这位年轻贵公子兴之所起奏乐、对弈、吟诵、歌舞的翩然画面。可以想见，身为山东昌邑王和王室成员十几载，刘贺从小必然受到了优质的高雅教育和儒家思想的深远熏陶。
除了是个文化人，刘贺或许还是个美食家。在他的回廊形藏阁中，食具和酒具就占据了整个东面藏阁。其中两套保存完好的染炉给考古人员带来了惊喜。这种体形小巧精致的青铜器具既不是染色器，也不是温酒器，而是一种雅致的食器，专门用于温食鼓酱。上面的铜耳杯是盛食物的容器，下面的炉子是炊器，样子有些类似今天的“小火锅”。隆冬时节，采用分餐制的汉代贵族在宴饮时一人一案一炉，把酱温热后用肉蘸酱染食。
疑似蒸馏器的出土更是惊人。经过鉴定，蒸馏器中的残留物为芋头。“有专家提出，日本的标准清酒就是用芋头来酿造的，是不是可以推测这件器物真的与酿酒有关？”杨军的态度很审慎，“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验。”按照文献记载，蒸馏酒的技术应是从元代开始。“如果汉代就出现了蒸馏酒，那么蒸馏酒的历史就往前推了将近1000年，这可是改写世界科技史的大事。”
回廊形藏阁的粮库中还存有大量五谷杂粮。鉴定结果表明，这些五谷杂粮以粟，也就是小米为主，还有少部分黍、稻、麻的存在。“唐代国库把粟作为国家的储备粮，现在看来，汉代列侯储藏的粮食也以粟为主。”杨军告诉我们，“这可能意味着粟同时也是汉代国库的储藏粮。”
宁可食无肉，不可闻无乐。藏阁中乐器库里出土了2架编钟、1架编磬，琴、瑟、笙、排箫和36尊伎乐俑，形象再现了西汉列侯的用乐制度。《周礼》中规定：“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即诸侯用三面乐，缺北面，形似车舆，称为“轩悬”。最值得称道的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编磬为错金银的铁制编磬，与以往出土的编磬均为石质或琉璃不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汉代冶铁技术之高，已经可以用于乐器制作。
除了衣、食、住，还有行，在墓室甬道里出土的两辆三马双辕彩绘偶乐车为列侯刘贺的出行阵仗做出了最佳注解。一辆是配有一件实用青铜錞于和四件青铜铙的金车，一辆是配有建鼓的鼓车，这种“金车、鼓车并用”的搭配组合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先秦乐车的记载。古代战场上有“击鼓进军、鸣金收兵”的制度，而从偶乐车的出土可以推测，西汉时期列侯出行时亦有乐车开道，鼓车响起时车队前行，鸣金时车队停止。
大量工艺精湛的玉器，错金银、包金、鎏金铜器、图案精美的漆器，显示出西汉时期手工业高超的工艺水平。可以说，迄今为止出土的1万余件文物，勾勒出一幅翔实可触的汉代生活画卷。刘贺彼时的生活，或许恰如汉乐府古辞《古歌》中描绘的那样：“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朱火飏烟雾，博山吐微香。清樽发朱颜，四坐乐且康。今日乐相乐，延年寿千霜。”
杨军告诉我们，实验室里尚有大量文物正在清理，内棺也还未开始发掘。这意味着，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和未解之谜。今年春节期间，他特意从家里赶到考古工地上，郑重地燃了一挂鞭炮，以慰藉亡灵。2000年前的刘贺死得凄凉，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志，但冥冥之中，他的灵魂似乎在看顾着这里，终于守到重见天日的这一天，为自己正名，也为历史正名。
记者 邱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