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母亲生病了，没有力气，年夜饭的置办都是弟媳弄的。母亲吩咐我去银行寄笔钱给老家的一个人，这个人我听母亲说起过，是和她差不多大的一个伯伯。母亲叫我汇1000元钱给他。春节前夕的银行特别拥挤，便打电话给母亲问节后再寄行不，岂料母亲坚决要我当天就寄。我无奈地问母亲对方有没有银行卡，从网上银行汇去。母亲说没有，要我当天一定要寄出去。
母亲对自己的退休工资很满意。每年回家过年，她就会对我反复说她怎么离家参加工作的，好似安慰同样离乡背井的我。“当年去参加了这个单位的面试，因为家庭成分原因，没被录取。这个李伯伯得知消息后，跟他当干部的哥哥说了这事，连夜去求情，讲了我的困难，才进入这家单位的。你看，现在退休了还有这么多的工资。”我妈会详细地讲李伯伯帮她拿行李，送她去赶火车。“那这个李伯伯，追过你吧？”“不是追，大家都住得近，有人来撮合的。”母亲愿意回忆年轻时的故事，我瞄了眼父亲，他躺在床上，闭眼养神。母亲劝我：“别理你爸，耳朵聋了，有时听得到，有时听不到。”
“那后来呢？”我问的当然是母亲为什么嫁给我爸了。“是一封信。”母亲回忆起来。父亲睁开眼了：“别听你妈的。”不聋嘛！我好奇了：“什么信？爸的耳朵不是好的吗？”李伯伯当兵去了，和母亲书信联系。而母亲和父亲在一个部门工作，母亲说自己当时对我父亲正眼都不瞧的，其间李伯伯也曾来看过母亲。有次带来了坏消息，说部队要发展他，但了解到他和母亲谈恋爱，在政审上不利，垂头丧气地走了。后来，好久好久都没有来信，也没有来人了，这时我父亲对母亲说，有人听说李伯伯提干了。再后来，父亲常常在母亲面前出现，工作出色，转移了母亲的注意力，于是才会有好奇的我。“不是说有封信吗？”我问。母亲说李伯伯回去后不久就来信说，部队后来跟他谈了，女朋友的家庭成分问题不影响他提干，要我母亲去他那儿一次。“但是，我没有拿到这封信。是你爸拿走了。”“喂喂，别瞎说。”父亲又嚷嚷起来，父亲的听觉很智能化呢。
五六十年代不发达的通信，再加上人为的干扰，证明了异地恋的艰难性。李伯伯也结婚了，但母亲要注释说，他老婆很胖、很矮。虽然大家都安顿下来了，日子就这么过着了，但每年，母亲都会和李伯伯通一次信。写什么呢？母亲说忘了。不知从哪年开始，母亲听说李伯伯得了病，做了手术，便开始给他寄钱，每年一次。“他是我的恩人呢。”床上的父亲闭着眼微笑了下，不再阻止母亲讲故事，他也不阻止母亲汇钱。
汇出去的钱没有被退回来，说明那人收下了，于是母亲也放心了，那人还在，这就是信号。母亲说：“如果哪年我忘了寄，或晚了些时日寄，他肯定会担心的，我们这样的年纪经不起惊吓了。”
那天汇完钱回来后，我坐在父母的被窝里听母亲讲了这些事，和父母嬉笑打趣。但现在，落笔写着，却兀自抽噎起来。用什么方式来思念一个人，用什么方式知道他的存在，当然，首先要存在这么个人。母亲真幸福，明年回去让她再跟我说一遍这个故事。
文 曾德琨（上海）图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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