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 一座双重人格城市的文学记忆
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说，对她影响最大的两个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亚历山大·赫尔岑。这两位作家都是生活在19世纪的彼得堡人。在他们之前和之后，这座城市一直在书写着俄罗斯的神话。这座城市见证了俄罗斯近代历史上所有转向性的事件：在这里，彼得大帝带领俄罗斯驶向西方；也是在这里，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启了“红色纪元”。1991年，列宁格勒居民举行全民公投，恢复了城市原名“圣彼得堡”，似乎希望以此返回俄罗斯的历史轨道。在一次次历史的断裂中，是彼得堡哺育的文化精英们延续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脉络，他们的气质依附在这座城市的石头建筑上，缅怀着前朝兴亡，向往着否极泰来。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了《双重人格》一书。这本描写精神分裂病人心路历程的小说并不是陀氏的代表作，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副标题——《彼得堡史诗》。正是在戈里亚德金分裂的精神状态中，我们恍然看见帝俄之都彼得堡的宿命轮回：它既是革命的摇篮，也是革命的废墟；它的身份不断分崩离析，却又在自我否定与自我治愈中不断自我拯救。
曼德尔施塔姆：列宁格勒的彼得堡人
彼得堡，我还不想死去，你那里还存有我的一些电话号码。
彼得堡，你那里还有一些地址留存，凭着它们可以觅到亡人的声音。
——曼德尔施塔姆《列宁格勒》
“彼得堡”——1930年，曼德尔施塔姆在一首叫作《列宁格勒》的诗中，突然唤起了这座北方之都的旧名，此时距离彼得堡改名列宁格勒，已经过去6年。这貌似无意的错位之感，好像对着妻子叫出了初恋情人的名字，同样地突兀、尴尬、猝不及防，却又黯然神伤。
然而回应诗人的呼唤的，只有寂寂长夜中一串意义不明的细微声响，它们重重垂挂在他脆弱的神经之上，让他难以入睡，微风吹动门链的声响，于他如同秘密警察腰间悬挂的镣铐摆动。于是这位木讷又神经紧张的诗人只能苦笑着坐在他黑楼梯上的房间里，“彻夜等待尊贵的客人”。直到1938年，那位“客人”终于带着镣铐来造访他之前，曼德尔施塔姆大概从未获得过安宁的睡眠。而那次造访之后仅仅6个月，白银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就永远长眠在帝国另一端的海参崴。
《列宁格勒》的数个译本中，“地址”一词的复数形式被心照不宣地强调，但其后的连接词“凭着”却因语言习惯问题，被不约而同地忽略。地址的数量之多只是诗人强调的一个方面：根据官方统计，他在彼得堡居住过的地址将近20个，的确称得上“一些”，然而此处的地址远不仅仅指涉曼德尔施塔姆的个人住址——在彼得堡，地址的意义绝非局限于单纯的处所，对于拥有300年历史的彼得堡来说，一两百年不变的门牌号码仍然是编织时空原貌的重要线索。曼德尔施塔姆说，正是“凭着”这些地址，他才能够觅得那些消散在红色时代浓雾中的白银时代的亡人之声。
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起始于冬宫广场，绵延几公里，靠近冬宫的可以称作“上涅瓦大街”，过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花园便是“下涅瓦大街”了。从上涅瓦向下涅瓦走，途经的三条运河分别叫作莫伊卡、丰坦卡与格里鲍耶陀夫（旧称“叶卡捷琳娜河”）。熟悉俄罗斯文学的读者，大概能从这三个名字里唤起一些亲切的记忆——《罪与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鼻子》和《外套》里的主人公，都曾在彼得堡的寒风中步行经过这些运河。如今，如果循着曼德尔施塔姆那些星罗棋布的住址，漫步于彼得堡的“中区”，在横平竖直的涅瓦大街和莫伊卡、丰坦卡、格里鲍耶陀夫三条运河之间的街区中穿梭，我们也能够在一个个蓝色的门牌号后，扣响一扇扇白银时代的门扉。
尽管出生在华沙，但5岁就举家迁至彼得堡的曼德尔施塔姆仍可算是正宗的彼得堡人。他有犹太血统，亲近希腊文明，因此作为俄罗斯帝国“欧洲之窗”的彼得堡，与曼德尔施塔姆的血缘关系不止于养育之恩，还包含文化血统上的亲近感。曼德尔施塔姆一生都抱持着彼得堡式的文化贵族精神，即使在列宁格勒时代也是如此，于是这座城市在世纪之初的命运多舛，也投射到了诗人身上。
曼德尔施塔姆一家的第一个住址在涅瓦大街100号，正对熙熙攘攘的莫斯科火车站，年幼的他那时就已经喜欢趴在窗台上观看黑黢黢的人群，沿着涅瓦大街在沙皇的庆典时流向冬宫。9岁到16岁，曼德尔施塔姆的家庭住址频频更换，但他一直在离丰坦卡河不远的捷尼舍夫斯基中学接受教育。这所短命的中学尽管只存在了23年，却培养出了不少文学青年，其中就包括曼德尔施塔姆和纳博科夫。如今取代中学矗立在苔藓街33号的是圣彼得堡国立表演艺术学院及其附属剧院。走到剧院门前，见院门敞开着，我们也悄悄走进那碎石铺成的小院。学校地方不大，主楼爬满了脚手架，正在维修。背着书包的学生出出入入，一切仿佛还是旧时模样。
从中学原址的发散开去，我们能沿着丰坦卡河东岸的小街小巷，大致绘制出青年曼德尔施塔姆与“阿克梅派”诗人交往的活动轨迹。从191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石头》到十月革命前夕，是曼德尔施塔姆快速上升为彼得堡最好的诗人的黄金时期。在这五六年间，结识了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沃罗申、茨维塔耶娃等人，在“阿克梅派”的诗歌运动中写下了那些明晰、优雅、富有哲思的象征主义诗句。在他这一时期的诗作中，荷马、海伦、特洛伊和爱琴海上满鼓的船帆，常常随风进入诗人的幻想。作为帝俄最接近西方的伟大城市，彼得堡给了他一张想象的床。
游走在丰坦卡河的日子是丰满愉快的。丰坦卡河口的2号住宅是1924年阿赫玛托娃借住的公寓，在这里曼德尔施塔姆将自己新婚的妻子介绍给了彼得堡的诗歌女皇。朝涅瓦大街的方向走，丰坦纳河沿河街34号是阿赫玛托娃故居博物馆，她在那里与第三任丈夫度过了一段时光，曼德尔施塔姆也曾造访此处。如果沿着与运河垂直的方向走两个街区，就会经过工兵胡同10号，这栋平凡无奇的住宅楼里曾经住过另一位俄罗斯诗歌女皇——茨维塔耶娃。1915年曼德尔施塔姆在这里与茨维塔耶娃结识，还好并没有成为她的情人之一，而是成为挚友。在邻近的街区，我们还能找到审判布罗茨基的“不劳而获罪”的法院，当然这是后话了。
这段生活终止于革命到来之时。十月革命前夕，当革命躁动的雨云聚集时，诗人们展现出大时代下各自不同的精神气质。在马雅可夫斯基激动地写着“你吃吃凤梨，嚼嚼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时，曼德尔施塔姆却从这座心爱的故都嗅出了颓败和死亡的讯息，写下了预言一般的《彼得堡》一诗——“我们将在透明的彼得堡死去，——这里你不是主宰，而是普洛塞耳庇娜”——这首诗几乎能与后来的《列宁格勒》遥相呼应。与彼得堡的石头墙宫殿在红色年代被抛弃一样，固执的、希腊学究似的、西方的曼德尔施塔姆，已经隐隐感受到革命将会带给他的悲剧命运。将彼得堡变成一座废都的革命，让曼德尔施塔姆离开了故乡，在全国游历，同时代作家楚科夫斯基非常精准地概括了诗人的生活状态：“……他不仅从来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长期的邻居——他过的是近乎流浪汉一样的生活……他从来不会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条件，他生活在一切制度之外。”
在莫伊卡运河之畔，我们可以找到这位“没有长期邻居”的诗人的好几个住址。十月革命期间，曼德尔施塔姆搬到莫伊卡河畔居住，此后的住址一直离莫伊卡河不远。从涅瓦大街拐上莫伊卡河，在莫伊卡河与涅瓦大街的交叉口，一座白色的四层小楼静静伫立在河边，楼下开着一家时髦的服装店和一家美发沙龙，除了门牌号，很难看出这里是高尔基设立的第一座“艺术之家”。1919年，高尔基决定在此为贫穷的彼得堡知识分子提供便宜的容身之所，于是许多有名头的作家都曾在这栋白房子里短暂停留，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曼德尔施塔姆和左琴科。如果沿着莫伊卡河走一段，在通往伊萨基辅大教堂的路口驻足，那么我们身后的两栋房屋都与诗人有关：一栋是曼德尔施塔姆1917年曾住过的大海洋街39号，另一栋是1933年诗人返回彼得堡时短暂停留过两晚的“欧洲宾馆”，据阿赫玛托娃的描述，当时“整个彼得堡的文学圈都来拜访他，10年之后人们还对此事津津乐道”。若再沿着莫伊卡河继续前行不远，越过高耸的教堂，便能到达1924年诗人携新婚妻子回到彼得堡时的住处，大海洋街49号。于是我们仿佛在层层交叠的时光中穿行：1917年在阿克梅派的诗歌运动中声名鹊起的年轻诗人、1924年忙着将新婚妻子介绍给阿赫玛托娃等朋友的青年诗人，与1933年已成为诗坛中流砥柱的中年诗人的面庞在莫伊卡河的波光中相互交叠。
1924年，曼德尔施塔姆终于返回北方，但迎接他的却是一座叫作列宁格勒的城市。被冠以红色政权领导人之名的彼得堡，连同名字在内全部改头换面，各式各样的人涌入这个陌生的“列宁格勒”，他们来自各个国家各个阶层，涅瓦河边穿着礼服的贵族小姐被各种衣着随便的“乡下人”取代，更可怕的是从前的私人住宅变成了公共住房，一栋房子里住进五六十个人，曼德尔施塔姆也不得不辗转租住在各条运河边的小公寓里。在红色革命的巨浪中，头顶滞重皇冠的帝俄重心不稳，被掀了个底朝天。新的红色帝国只给离乡数载的曼德尔施塔姆带来痛苦的错位感和被迫的疏离感，让他备受困惑与恐慌的困扰。那几年他很少写诗，我狂妄地猜测，是由于“独在故乡为异客”的仓皇之感，让他无法精确地进行自我表达，只能转而写散文，用《时代的喧嚣》记录下那个年代独有的种种声响。
1930年一次前往高加索的短途出差之后，回到列宁格勒的曼德尔施塔姆感到这次短暂的离别让他得到一个契机，重新确认了这个城市与自己的关系——表面疏离，血肉相连。他发现自己早已做了一次没有回程的时间旅行，诚实地流下了思念的泪水——他是真的意识到，这个他“熟悉至噙泪程度的故城，熟悉至每一条纹理和童年时发炎的淋巴结”的北方之都，已经永远与它那光辉的名称一同远去了。从那时起，他就已经仿佛嗅到了死亡的逼近，1933年他写了一首小诗讽刺“克里姆林宫的高加索山民”斯大林，尽管只有十几个人读了这首诗的手稿，帕斯捷尔纳克还是将之称为“自杀行为”。谨慎怕事的帕斯捷尔纳克嗅觉敏锐，5年后，曼德尔施塔姆的确因为此诗命丧远东。
如今的丰坦卡运河与莫伊卡运河均是游人如织，来来往往的异乡客中，少有人能够将目光从大教堂五光十色的圆顶上挪开，诗人黯淡的命运之光，也就这样沉默地湮没在帝国历史的洪流中。不知该不该为曼德尔施塔姆感到幸运，当镣铐降临时，他身在红色首都莫斯科，而非那忧伤的、褪色的、遥远的北方故乡。在彼得堡的波光中，诗人与镣铐无关，他永远只是坐在河边的公寓里，低垂着他骆驼般沉重的脑袋，反复咀嚼那些不能留下手稿的诗句。
阿赫玛托娃：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
你，没有变成我的坟墓，
石头的城市，地狱与心灵的城市，
你挺立，凝视，不声不响，
我们的分别只是一声咕噜，
我不会与你分离，
我的影子在你的墙上，
我的倒影在你的运河上，
……
沉甸甸的是墓碑，
压在你失眠的眼睛上
……
俄罗斯禁抿嘴唇
还是朝着东方走去。
——阿赫玛托娃
若以格里鲍耶陀夫运河边的喀山教堂为圆心，画一个半径为5公里的圆，向西经过莫伊卡河、伊萨基辅教堂直达涅瓦河边的青铜骑士，向东越过丰坦卡河至莫斯科火车站，便能涵盖几乎大半个白银时代的文学地图。而若要选取一位人物作为整个白银时代文学圈的精神圆心，毫无疑问当属诗歌女皇阿赫玛托娃。彼得堡只是阿赫玛托娃定居过的城市之一，但她对于彼得堡来说绝不是一个过客。
在普希金曾经就读过的皇村中学隔壁，阿赫玛托娃完成了自己的中学教育。彼时已然出落成一个黑发灰眸的美丽少女的她，常在普希金生活过的花园漫步，醉心于一个世纪前的文学偶像留下的浪漫气息——倾听那“我们所珍爱的世纪隐隐然的跫音”。从精神启蒙的角度来看，阿赫玛托娃在诗歌性格形成的初期，就全身心浸淫在了纯彼得堡式的氛围中。正是在皇村的花园喷泉旁和树荫下，她迷上了勃洛克，逐渐开始自己的诗歌创作。
此后阿赫玛托娃辗转于基辅、巴黎等地，向整个欧洲播撒自己的美貌与才华。在与古米廖夫结婚之后，仍沉浸于一段段随机却热烈的恋情之中，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日记般记叙隐秘的情感，写下一大批日后被人们称为“室内交响乐”的爱情诗歌。她那苍白的小手，慌忙中戴错的手套，扭曲的面庞，与恋人争吵后踉跄的步伐，不断闪现在简短的诗行中，明晰的意象如同面纱后头少女闪亮的眸子，直击人心。1912～1917年，阿赫玛托娃与丈夫古米廖夫居住于瓦西里岛边缘的小乌云胡同17号和乌云运河沿河街，在这里他们本就不稳固的感情，在各自一桩桩秘密或公开的情事中，终于走向崩塌，但也是在这里，安娜成为一位母亲。如今的小乌云胡同17号已经是一栋残破不堪的黄色小楼，墙上有零星的涂鸦，如瓦西里岛上许多徒有华丽外表的房屋一般，呈现出破败之感。但沿街走几步，就能到达小涅瓦与涅瓦河交汇的河口，面向彼得格勒岛，右手边是气质恢宏的海神柱，站在海神柱下，就能望见对岸绿色的冬宫，左前方不远处就是彼得保罗要塞细长的金色尖顶，在4月乍暖还寒的苍白阳光中，闪着帝俄远去的光芒。这是在彼得堡被红色风暴席卷之前，安娜·阿赫玛托娃眼中最后的帝国图景。
1917年冬天，赤卫军攻陷冬宫，革命将俄国历史生生划裂为两段，也将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命运拦腰斩断。阿赫玛托娃并没有如其他嗅到危险气味的知识分子一样远走欧洲，明确表明“不与抛弃故土的人为伍”，认为“外国的面包充满苦艾味”。她留在了彼得堡，却无法再置身事外，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历史的当事人的行列，伊莱茵·范斯坦在《俄罗斯的安娜》中写道：“冬宫被占领那天……阿赫玛托娃从斯列普涅沃回到彼得格勒，就在十月革命撵走克伦斯基之际，她站在张开的铸造大桥旁边，凝视着卡车、电车和挂在突然张开的桥梁上的人。”
革命以后，阿赫玛托娃住址的变更似乎暗示着她命运的转折——1918年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离婚，嫁给第二任丈夫希列伊科，从遥望冬宫的小岛上迁至临近涅瓦大街的丰坦卡河居住。此后几经迁居，但阿赫玛托娃再也没有回到瓦西里岛上。她曾在丰坦卡河与涅瓦河交汇处的楼房二楼借住过，在那里曼德尔施塔姆将自己的新婚妻子介绍给她认识。她也曾在曼德尔施塔姆停留过的格里鲍耶陀夫运河沿河街9号活动过，那里是高尔基庇护下的“艺术之家”，她与古米廖夫、艾亨鲍姆和左琴科都同属这个协会，从这里作家们能获得一些口粮、衣服、木柴和药品，有时还有住所，以维持风雨飘摇的生活。
1924年，彼得堡更名为列宁格勒，同年阿赫玛托娃搬入第三任丈夫普宁的宅邸。红色政权对全国地名的改造运动，仿佛一场用意识形态谋杀历史感的行为艺术，而在列宁格勒开始新生活的诗人，尚未意识到自己将在这强势的意识形态之下低垂着美丽的头颅，断续度过人生中最为艰难的18年。丰坦卡河34号如今是阿赫玛托娃故居博物馆，与所有彼得堡的房屋一样，它是一栋四方合围的建筑，中间有一个大大的花园。4月的彼得堡尚未完全从冬日中苏醒，院落中的树木刚吐新芽，只有从博物馆的解说中，我们才能得知院里那些枝丫繁茂的大树都是枫树，阿赫玛托娃常爱从窗口眺望那些树木。当我们学着阿赫玛托娃的样子打开双层木窗朝外张望，便能从光秃秃的枝丫之间望见零星泛绿的草地，湿漉漉的泥土小路上的长椅边，几个孩子在阿赫玛托娃的铜像边奔跑笑闹。在丰坦卡河34号诗人的卧室床头柜抽屉里，放着几张诗歌手稿——正是在这个美丽的院落中，阿赫玛托娃怀着绝望的心情写下了《安魂曲》。20世纪20至40年代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是苦难的代名词——1921年前夫古米廖夫被枪决，1924年她因新诗《耶稣纪元》而触怒当局被禁止发表诗作，20～30年代她与丈夫普宁的关系不断恶化，1938年心爱的儿子列夫被苏联当局逮捕入狱，1946年她被当局认定为“没有益处”的诗人……沉重的苦难让她从一个唱着忧伤恋曲的女诗人，成长为吟唱着俄罗斯痛苦灵魂的歌者。1938年儿子列夫被捕之后，她与其他绝望的妻子和母亲一同排着长队，日日站在著名的克列斯托监狱的铁门前，怀着微渺的希望，期待卫兵能将装着食物和衣物的包裹递给儿子。在这座名为“十字架”的铁狱面前，诗人仿佛背起了所有俄罗斯女性的哀伤，一站就是17个月。其中一位妇女认出了她，问道：“您能把这一切写下来吗？”她说：“能。”这一幕被记载在了《安魂曲》的序言中。
与阿赫玛托娃有关的另一个重要地点正与此相关。在今天的沃斯克列先斯基沿河街的一个小广场上，正对着涅瓦河对岸的克列斯托监狱，站着一位悲伤的母亲的雕像——诗人那沉重的等待被凝为纪念，正如她所愿：“倘若有一天/在这块土地/有人想为我建一块纪念碑/我庄重地同意这个建议……在这儿，我伫立了三百个时辰/他们就是不肯为我打开门。”
幸运的是阿赫玛托娃怀抱着坚忍的斯多葛精神，熬过了30个苦难的春秋，终于在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上台后恢复了名誉。她在彼得堡的最后一个住所位于列宁街34号，这是一栋U字形住宅楼，环抱着一个小小的花园，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孩子奔跑嬉戏的场所。阿赫玛托娃住在二楼一间面对花园的房间里，窗外的景致与十几年前的丰坦纳34号类似，但心境已不同当年。晚年的阿赫玛托娃久居彼得堡，成为许多诗人的庇护者，其中也包括后来的“愣头青”布罗茨基。遗憾的是，1965年阿赫玛托娃进行了一场长途旅行，返回俄国后大病一场，最终在莫斯科的一所疗养院去世。去世前她没有见到唯一的儿子列夫，也没能再见到那威严的、灰暗的、苍茫的，名为列宁格勒的彼得堡。
左琴科：日出之前
把劈柴添进我暗淡的篝火中的不仅仅是诗人和哲学家。说来也怪，在我那个年代，忧伤被认为是善于思考的人的特征。在我那个圈子里，但凡沉思的、忧郁的甚至厌世的人都备受尊敬。……因此我认为我患有忧郁症是正常的。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就悲哀了。在自然界中，优胜的总是粗糙的生物组织。粗鄙的情感、肤浅的思想总是无往不利，一切纤巧的东西都以毁灭告终。……在战争中我反而不再忧伤了。在枪林弹雨之下，我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几乎是幸福的。
——左琴科《日出之前》
1934至1958年，左琴科一直住在小马厩街4号的119号公寓里。穿过圣彼得堡建筑延续的古典主义立面，临街的门脸背后时常藏着老旧的住宅区，三面小楼围合出庭院。左琴科的公寓就在其中的一间。一进去，狭窄的门厅挤着几个拜访者，显得转身都困难。公寓是两个一望而尽知的小房间，我们一眼瞥见卧室里那张狭窄的单人钢丝床。就是在这里，他写下自传体小说《日出之前》，絮絮叨叨地追忆着似水年华的100多个片段，尝试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治愈自己的忧郁症。单人床很短，一双黑皮鞋泊在床下，拐杖还搭在床檐上，仿佛在等待这个个子不高的男人的幽灵从床上坐起来，走到挂着猩红帘子的窗边，凝望外面的格里鲍耶多夫运河。《日出之前》种种风流韵事的回忆里，依稀漾荡着的这个被女人宠爱的、气质忧郁的美男子的影子，散发着乌克兰抒情味的幽默感。此刻，却看不清那已老迈的影子的表情。
那张钢丝单人床一侧的床头，摆着几页他的手稿，泛黄的旧稿纸已有些微微卷曲。也许那是一个幽默的短篇，从流畅的钢笔字迹猜测，左琴科也许只用了20分钟就把它写好了——这么快就写好了，竟让他深感遗憾。这应该是他在床对面的那张窗前的写字台前誊清的，专门用了漂亮、工整的书法，他一边誊清，一边压低声音窃笑，就像他在《日出之前》里写道的那样。在他写作生涯最好的时光里，他是最受苏联人喜爱的幽默讽刺小说家，无论他在哪里出现，人们都会笑逐颜开。他与另外两个苏联幽默作家——任尼亚·施瓦茨和尤里·特尼扬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艺术之家聚会的时候，墙壁可都是要被笑声震得发颤的。那可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往事了。看，他写得多么愉快：
才开了个头，我就忍俊不禁。我失声笑了，越笑越响，临了竟捧腹大笑，铅笔盒笔记簿都从我手中落到了地上。我拾起纸笔来又开始写，于是又笑得浑身发抖。我想，待会儿誊清这个短篇时，我就不会这么笑了。每回写初稿时，我总是笑得不行，肚子都疼了。我的邻居敲了几下墙壁。他是个会计，明天一大早就要起床。我妨碍了他的睡眠，他今天是用拳头擂墙壁的。
他正写的是一篇讽刺澡堂管理混乱的小品文，就是有名的《澡堂》。他从未攻击过苏联体制，但他看到体制中不断增多的内部问题，创作了关于住房、食物短缺、官僚作风、腐败和其他社会顽疾的讽刺小说。他还以他独特的俏皮和风趣，为那时的圣彼得堡勾勒了一幅文学漫画。在位于莫伊卡大街和涅瓦大街转角上的艺术之家里，矮小、畸形的列米佐夫活像一只猴子，他的秘书上衣下边戳出一根用绸子编成的尾巴；扎米亚京的脸微微发亮，嘴角挂着微笑，手里拿着一支修长的香烟，插在雅致的烟嘴里；勃洛克站在窗前，脸被阳光晒成了褐色，前额高朗，头发呈卷曲的波浪形，望着涅瓦大街的灯火出神，眼睛空虚呆滞，表情忧郁。在花园街的“十二分”咖啡馆，他在喧闹的醉汉中与叶赛宁邂逅，透过他抹在嘴上的口红，看出他苍白的双唇。在克隆维尔斯基大街高尔基的家中，他坐在高尔基绣花的矮沙发床上，观察到那张令人惊慌的脸，有点儿神经质敲击桌子的手指，窥见传奇式荣誉的享有者的提心吊胆。
1895年，左琴科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市的一个贵族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赴前线作战，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并肩战斗，抵抗白军。20岁时，他已有5枚勋章，参加了许多战斗，挂了彩，受到过毒气伤害。当他回到彼得格勒时，革命已经爆发。他没有恋旧的伤逝之情，相反，他希望看到一个“崭新的俄罗斯，跟我所熟悉的苦难重重的俄罗斯截然不同”。革命后，他曾在斯摩棱斯克国营化了的庄园里遇到农民，老远仍对他鞠躬、想舔他的手。他从这些日常生活的缝隙里看到了旧时代习惯的阴影，这阴影笼罩着他。他在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法律，但没有拿到学位。又到处调换职业和城市，当过民警、会计、皮匠、家禽养育家、边防警卫部队电话员、法院书记员等等，1921年，他开始写小说。他一直被忧郁症困扰，笔下却都机智的讽刺和幽默。左琴科写过大量讽刺苏联市民阶层市侩习气的短篇。也许没有任何其他作家，能像他那样，善于捕捉苏联时期生活的对立性、矛盾性和荒诞性。从《鞋套》《贵妇人》《狗鼻子》，到《产品质量》《蓝书》和《山羊》，他不断描写革命后社会生活中遗留的旧痕迹和陈规陋习，为小市民的精神心理特征画了一幅幅漫画。
1943年，《日出之前》完成了。也许因为他太沉醉于自己的创作世界里，他忘记了政治的现实。这本书很快因其“双重人格的路线”，“晦涩与变态”，“阴沉的个人主义”，以及“无聊乏味、恬不知耻的自我暴露”，受到批判和被列为禁书，他也被苏联作协除名。1946年，他的另一篇讽刺小说《猴子奇遇记》（小说里猴子发表议论说：“生活在兽笼里，离人们远远的，要比生活在人们中间强”），被主管苏联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公开点名批评为“野兽式地仇恨苏维埃制度”，苏联文坛对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他被批判为“文学无赖”和“贱痞”。与他同时受到大规模批判的还有阿赫玛托娃。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左琴科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
我从来不是一个反对苏维埃的人。1918年我志愿参加红军，在前线与白军作战半年。我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对于要和谁走——和人民还是和地主——我从来没有过两种想法。我一直是和人民走在一起的。……我一直渴望去描写正面生活，但是这不容易做到，就像一个喜剧演员扮演英雄形象一样困难。可以回想一下果戈理，他就未能转而描写正面形象……请您相信我，我不寻求任何东西，也不请求对我的命运做任何改善……
左琴科难以让自己的作品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主义写作要求。后来他又写过几个喜剧，都没能通过。所有的刊物都不登他的作品，他只能寻找翻译校订之类的零工，但很长时间里，出版社连最小的任务都不给他，连翻译校对的活儿也没有。面对“亚细亚式的惩罚”，他逐渐认识到“问题不在文学，而在形势”。在他腼腆地不断开始向朋友央求借钱以度日时，他开始意识到“我还是未能改掉天真的毛病”。他曾经是个慷慨大方的人，但现实突然不允许他再做慈善家了。常见到的他是一个忧愁的人，时常重复尼采关于“可怜的生活，可怜的享乐”的那些话。就在这间局促的、左琴科租来的小屋里，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活动范围就是那张窄小的单人床和床对面的木制沙发。偶尔，他也许还会放他的留声机，但很可能他再也没有兴致使用那个沉重的金属熨斗了——他曾经是个很看重礼仪，留心和喜爱一些细小事物的人，甚至会做皮靴、缝衣裳，还为前来列宁格勒探望他的作家奥列莎缝补过裤子。正如他在给朋友科尔涅·伊万诺维奇的信里写到的那样，他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坏，每早起床很困难，不想起床，极少出门，几乎哪儿也不去，“无望摆脱我已陷入九年的难堪处境”，“甘愿与文学决绝”。他不断地意识到，他已经老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左琴科本有望重新开始写作和出版，但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天真的天性。在一次与英国大学生会见时，他说，他在很多方面有过错误，但是不能同意对他全部作品的批判、把他全盘否定的批判。同时也在场的阿赫玛托娃后来也在回忆中提到，左琴科是个“比我原想的天真得多的人”，“他幻想在这种场合可以向他们说明点什么”，“如果是我头一个回答，他也许可能根据我的回答想到也该这样说，一点话音，一点情绪也不要带。那样的话，他也许能躲过这一灾难”。左琴科的这场灾难，持续的时间太长，以至于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里，他与朋友的信里不再谈及文学创作，他不断谈到的问题越来越只有一个——钱以及缺钱：“依然富不起来”，“人到晚年却变得爱财”，“除了稿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1957年，在他去世前的一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写道：“连行将领取的小小的退休金对于我都像是一大喜讯，足见我活得多么窝囊，思之不禁黯然。……作家整日惶惶不安，这就等于他已经丧失了专业技能。等我的存折上有了不少于十万卢布，我就会把文学再捡起来。不过，我已经感觉不到先前的搞文学的热望。老了。”
1958年3月，高尔基诞辰90周年时，有人在列宁格勒尼基塔大街高尔基故居的文学界晚会上见到左琴科。在众多名流中，他白发稀疏，太阳穴瘪陷下去，“两眼黯淡无神，一脸受难者的表情，与世隔绝”，说话时再也没有了幽默的才华，沉闷冗长得令人无法忍受。他在《楚克卡拉》书页上为一位与会者写下悲伤的诗句：“我的天才枯萎了，像秋天的树叶……已经失去了旧日幻想的双翅。”那个“闹着玩就能写出好东西”的左琴科已经消逝。楚科夫斯基尝试和他谈论他的作品，他只挥了挥手，说道：“我的作品？我的什么作品？谁也不知道了，我自己已经想不起自己的作品。”那是一幅极为熟悉的俄罗斯命运画——被扼杀的天才：波列扎耶戈，尼古拉·波列沃依，叶赛宁，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
不久，左琴科去世。在他的葬礼上，有致辞者的对骂，有人群的喧哗，也有从莫斯科赶来参加葬礼的肖斯塔科维奇。也许没有人记起，左琴科在《日出之前》里有一篇《值得上吊吗》，那是一段悼念一位因失恋而死于非命的伙伴的回忆：
我们唱起了《似水年华》这首歌。纷纷回忆起他生前各种鸡零狗碎的趣事，大伙儿笑得前俯后仰。笑了一阵后，又开始唱《似水年华》。每当唱到“一旦死去，埋入黄泉，好似从未来过人间”这句歌词，就有人站起来，用手起劲地指挥着。
布罗茨基：凝望神圣世界
这座有276年历史的城市，有两个名字，一个本名，一个化名，而总的来说其居民基本上两者都不用。当然，在信封上或身份证上，他们写“列宁格勒”，但在平时谈话中他们宁愿称它为“彼得”。……“彼得”则似乎是最自然的选择。首先，这座城市已被这样称呼了200年了。还有，彼得一世的精神在这里弥漫的程度，依然甚于新时代的味道……因此“彼得”暗示某种外国性，听起来也较协调——因为这座城市有某种明显的外国和疏远气氛：它那些欧洲式建筑，也许还有它的地点本身，也即位于那条流入有敌意的公海的北方之河的三角洲中。换句话说，在一个如此熟悉的世界的边缘。
——布罗茨基《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
1940年，约瑟夫·布罗茨基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列宁格勒家庭。父亲是随军摄影师，战争期间曾经到过中国，1948年退伍后在报社当摄影师，母亲是一名会计。生不逢时，布罗茨基的童年是在长达900天的彼得格勒之围中度过的，没有食物和父亲陪伴的童年让他变得顽固、执拗和早熟。1947年布罗茨基进入学校开始接受教育，开始展现自己的不羁性格，辗转了5个中学才勉强读到七年级，最后终于在15岁辍学。他辍学的原因也如同苏联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一样——为了补贴家用进入一家机器制造厂“军械库”工作。
也许正是从这家军工厂开始，布罗茨基标准的苏式生活轨迹与来自旧时代的彼得堡之魂产生了交集。在散文集《小于一》中，布罗茨基描述了他生活的街区——工厂的隔壁是医院，医院的隔壁是监狱。那所著名的监狱，正是关押过阿赫玛托娃儿子的“十字”监狱。有意思的是，布罗茨基的人生也顺着这三个场所一口气滑了下去。当他因为想当医生而离开军械库工厂之后，就去了医院的停尸间当解剖助手，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写诗，然而诗歌生涯开始不久之后，医院隔壁的十字监狱就向他敞开了大门。今天我们如果沿着军械库沿河大街，以工厂为起点向彼得格勒岛的方向走去，还能看见与当年一模一样的街道格局。“军械库”工厂如今仍然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工厂，厂房全是红色平房，带着白色的窗檐，一副严整洁净的样子，然而临河那一面的厂房已经是一栋摇摇欲坠的红色废楼，披着半幅绿色的网纱，好像维修进行了一半就被人放弃了，朝向街道的大窗全被木板堵上，只有头顶的“军械库”字样还能表明自己的身份。隔壁一栋淡黄色的五层楼房如今是一家儿童医院，再往前，经过一片小花园，便能看见一截红色的砖墙，于是我们就明白，十字监狱到了。
从工厂到监狱，只有区区500米。布罗茨基从一个普通的工人走到审判席，也不过区区17年。从1955年辍学，到60年代诗作流传到欧洲，成为在国外声名大作的苏联诗人，再到1964年因“寄生虫罪”被审判，1972年匆忙离开苏联，布罗茨基浓缩了前辈们颠沛流离的人生轨迹，不到20年就完成了“成名-入狱-流放”的标配流程。这17年间，布罗茨基大多数时候都住在离丰坦卡河不远的铸造厂大街24号。这栋始建于19世纪末的五层褐色砖墙面住宅楼，曾属于穆卢兹公爵，拥有华丽的巴洛克式墙面装饰，同时也是彼得堡文学地图上最重要的地点之一。如今大楼的墙面上挂着纪念铜牌，写着“1955～1972年诗人布罗茨基在此居住”。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提到，他家住的那个套间此前还住过诗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事实上，这里是20世纪初圣彼得堡艺术生活最重要的三个沙龙之一。正是在这幢楼里，红砖墙壁，厚地毯，壁炉的火焰照亮全室，暖房的氛围中聚集了诗人、哲学家、教会代表，对礼拜仪式与宗教信仰问题满怀激情的争长论短。如今这栋大楼底层的商铺还在营业，但主入口的灰色木门紧锁着。试着推了推门，上面斑驳的漆面几乎要簌簌落落掉下来。就在这尘埃静谧跌落的瞬间，仿佛传来穿一身白色长衫、蜷缩在一张软沙发上、摆着女学者神气的吉皮乌斯，尖刻俏皮的说话声；夹杂着勃洛克在神学争论中宣扬着尼古丁神秘主义的回声。2015年，在这栋楼里曾经短暂地出现过布罗茨基故居博物馆，遗憾的是很快就因为法律纠纷和建筑维修问题而暂停营业。我们站在马路对面远望着它没落贵族一样华丽的外立面，想象着古米廖夫在这里创立彼得堡诗人之家的场景。
距离铸造厂大街24号两个街区之外，在丁字镐街上淡绿色的圣安娜小教堂边，坐落着如今的239中学，也是布罗茨基上过的第二所中学。沿街走到起义街右转，过两个路口，就能到达审判布罗茨基的那栋三层小楼——起义街38号。如今这里也依然是该区的地方法庭，1964年，布罗茨基正是在这里接受了审判，罪名是“不劳而获罪”，直译为“寄生虫罪”。如果要问布罗茨基作为一个纯粹的列宁格勒人，与彼得堡有什么关系，那么他在这场审判中展示的自由无用的诗人之魂，就正是他作为一个彼得堡人的身份证。
布罗茨基1961年通过朋友结识阿赫玛托娃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了许多献给这位年迈的女皇的诗歌。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塔在自己的回忆录记录了阿赫玛托娃对布罗茨基的格外偏爱——1962年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到访苏联，阿赫玛托娃甚至引用布罗茨基的诗句作为题词。阿赫玛托娃认为布罗茨基的被监视与被捕都与自己有关，一度试图保护布罗茨基，1962年就帮布罗茨基伪造了精神疾病证明，让他在精神病院里躲过追捕。无奈的是1964年布罗茨基遭到群众举报，不得不接受审判，起诉他的罪状达16条之多，其中包括阅读和传阅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当然也包括写了太多让西方叫好的诗歌。审判记录充满了严肃的荒谬感，仿佛一出天然的讽刺喜剧：
法官：你的职业到底是什么？
布罗茨基：诗人，诗歌翻译者。
法官：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是谁把您列入诗人行列的？
布罗茨基：没谁。那又是谁把我列为人类的呢？
…………
法官：公民布罗茨基，从1956年起您换了13个工作地点。您在工厂工作过1年，然后又有半年不曾工作。夏天在地质勘查队工作，然后又有4个月不工作…………请向法庭说明一下：为什么您在休息期间不工作，并且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
布罗茨基：在休息期间我工作。我从事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我写诗。
法官：这就是说，您在写您所谓的诗歌啰？
布罗茨基：我15岁就开始工作了，我对一切都感兴趣。更换工作是因为我想尽可能地多了解生活和人。
法官：那您做过什么有益于祖国的事吗？
布罗茨基：我写诗，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坚信……我相信，我所写的东西能为人们服务，而且不光是对现在，还有益于将来的一代人。
人群中的声音：好像很了不起似的！自以为是！
另一个声音：他是诗人。他就应该这么认为。
法官：就是说，您认为，您那些所谓的诗歌会给人们带来好处？
布罗茨基：您为什么在说到诗歌时要用“所谓的”呢？
法官：我们把您的诗歌称作“所谓的”，是因为对于它们我们没有别的理解。
…………
法官：布罗茨基，请更好地向法庭说明，为什么您在休息期间不劳动？
布罗茨基：我劳动啊，我写诗。
法官：但这不妨碍您劳动。
布罗茨基：我的劳动就是写诗。
…………
最终诗人被判5年流放，好在布罗茨基一案引起了国内外文学界一致谴责，彼时苏联国内氛围也比斯大林时期松动许多。1年零8个月后，他被释放，这也许跟萨特写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一封信有关。1965年，距离刑满还有18个月的布罗茨基再次回到了铸造厂大街上的住所。对于这个住所，布罗茨基在去美国后写下的散文集中，将之形容为“一个半房间”，他不无温情地记载了一些琐碎的家庭细节，怀着乡愁回忆起那间房子里的木地板、集体厨房、书架和书桌，也像今天的我们一样，想象着自己能够踏着一个世纪前文学幽灵的脚步在街上漫步。
1972年6月4日，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苏联政府高层突然决定将布罗茨基礼貌地驱逐出境。当局告诉他，“欢迎”他离开苏联，布罗茨基只有很短的时间收拾行李，用那只父亲从中国带回来的皮箱装了些随身行李，就被莫名其妙地塞上了飞机，他甚至不知道飞机开向何方，就永远离开了列宁格勒。此后，无论是关于彼得堡的想象或是关于列宁格勒的回忆，他都只能在大洋彼岸的国度完成。直到去世，他再也没有回到俄罗斯。
如今在彼得堡国立大学语文系的院子里，有一个造型奇诡的雕像。它粗看上去是一只破破烂烂的箱子，细看箱子上搁着一只人脑袋——那是布罗茨基与他的箱子，雕塑传达出诗人临走时仓促狼狈的样子，也仿佛在暗示布罗茨基带着他的才华去了美国，从此以后成为一个美国诗人。但即使后半生一直用英语创作，布罗茨基的所有诗歌仍然以俄语写就。1989年，被称为“阿赫玛托娃的遗孤”的布罗茨基在美国写下了《阿赫玛托娃百年祭》，这首诗既可以被视为一种致敬，也可以被看作布罗茨基对自己身份的呼唤——他在遥远的自由国度，也仍想再次感受那来自寒冷潮湿的，彼得堡的灵魂共振。
书页和烈焰，麦粒和磨盘，
锐利的斧和斩断的发——上帝
留存一切；更留存他视为其声的
宽恕的言辞和爱的话语。
那词语中，脉搏在撕扯骨骼在爆裂，
还有铁锹的敲击；低沉而均匀，
生命仅一次，所以死者的话语更清晰，
胜过普盖的厚絮下这片含混的声音。
伟大的灵魂啊，你找到了那词语，
一个跨越海洋的鞠躬，向你，
也向那熟睡在故土的易腐的部分，
是你让聋哑的宇宙有了听说的能力。
文 肖楚舟 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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