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之后：现实与选择
“隐身衣”，是理解杨绛先生的概念之一。它关乎角色与立场。
孤岛的谋生
杨绛在回忆文章里并没有写她1938年回国时的内心感受，只像回忆一次疏忽的平凡旅行，三等舱伙食不好，胖胖壮壮的钱瑗下船时成了一个瘦弱的孩子。钱锺书有约回清华教书，她把丈夫的行李单独分开。船到香港，钱锺书下船奔赴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杨绛独自带着女儿前行，迎接她的故土，是母亲的离世和战火弥漫。
这大概是杨绛在结婚后所面对的第一个窘境。婆家和娘家为了躲避战火都到了上海租界，居住逼仄，经济上也不像从前那么宽裕。她在两边居住，当女儿、做媳妇，还要想养家糊口的出路。大家族里的儿媳妇，上有婆婆，下有弟媳和小姑子们，杨绛不能是父母精心栽培的大小姐、时髦女知识分子，而是得有儿媳妇的本分。
她是灶下婢，不但要洗衣做饭，冬天的时候，因为燃料紧张，为了省煤，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还自己做过煤饼，用水和煤末和煤灰，雪白的胳膊直插到煤泥里，抹到脸上，煤末渗到指甲缝里。夏天的时候，大热天，一大家子人挤在一起，都在二楼大房间乘凉，丈夫和女儿把澡盆擦干，在澡盆里对坐着玩。她后来在《听杨绛谈往事》里跟吴学昭回忆：“她和婆婆、妯娌、小姑子们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又不便于加入锺书、圆圆一伙玩，更不敢公然读书，好像看不起她们。只好借了架缝纫机，汗流浃背，独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缝纫。为锺书和圆圆做衣服是无可非议的，有时婆婆也求她为小叔子用缝纫机合几条缝缝。”那时的杨绛，没有私人空间，也没有跟丈夫说知心话的时间和空间。吴学昭写道，她很能适应环境变化，尽管十分劳累辛苦，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家庭的琐碎和不便用忍让和以己度人可以处理好，家庭以外却是个体很难驾驭的世界，孤岛时期的上海充满了恐怖和压抑。杨绛在散文《闯祸边缘》里回忆，车过黄浦江的时候，行人下车步行过桥，桥上有日本兵把守，行人路过时得向他们鞠躬，杨绛不愿行这个礼，低着头就过去了，侥幸没受注意。有一次，她站得比别人晚了，这跟不愿鞠躬是同一个道理。日本兵觉察了，用食指猛抬她的下巴。杨绛使劲咬着一字字大声说：“岂有此理！”两个人相持不下，直到日本兵退去。
这只是恐怖的小插曲，就在杨绛回国的半年之前，租界发生了一系列暗杀和政治威胁，第一大案是把《社会日报》的编辑蔡钓徒斩首，头颅挂在法租界巡捕房钱的电线杆上，下面还写着字条“看！看！抗日团体之结果”，从1939到1941年有20多个记者被76号暗杀，1941年12月中旬逮捕了鲁迅遗孀许广平。当时有作家悲叹：“居留在上海的我们，国家的保护已经脱离，侵略者的魔手在我们的头顶。”所有留在上海的知识分子，都要面临保全性命和爱国感召的冲突。
文化类的谋生难免要跟日本人合作，有民族气节的文化人效仿古代儒生的做法，用退隐、不合作来抵抗伪政权和日本人，既保全自己的生命，又保持了对整个民族的道义承诺。杨绛的谋生也在民族气节和经济收入上做选择，跟日本势力有关的产业全不考虑。她刚刚回国时，帮助中学母校振华女中在上海筹建分校，为广东富商家的小姐做家庭教师。等到富商小姐高中毕业，又到工部局的半日小学做代课教师。学校离得很远，杨绛困得在公交车上打盹儿。钱锺书回到上海后，也在教会大学上课，还有拜门学生，可家里依旧困窘。
战争造成大量难民涌入，失业激增、住房和食品短缺，物价飞涨，连米和柴的供应都成问题。杨绛在《我们仨》里回忆，日本人分配给市民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有一半麸皮。分配的米，只有粞，中间还杂有沙子。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都要买，因为只吃粞不能过活。煤球的供应也短缺，煤厂总是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300斤只给200斤，还会掺很多泥，烧不着。最为心酸的是，有人送一担西瓜，钱瑗都会很惊叹，杨绛回忆，从前家里买西瓜都是两担三担买，这样的日子，女儿没见过。
为谋柴和米，杨绛开始写戏剧，并一举出名。钱锺书连载《围城》被人关注时，最简单的介绍方法是“杨绛的丈夫”。戏剧在上海的流行是战时畸形的结果。“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禁演英美电影，当时只有很老的德国片、法国片、日本片和一些中国电影，开演前还要放15分钟日本宣传片。为了逃避现实、抚慰孤独和困苦，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大增，电影业满足不了需求，大量流向了戏剧界，给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提供了既保全尊严又能养家糊口的工作。
杨绛的第一部戏《称心如意》写于1942年冬天，本来是跟朋友陈麟瑞、李健吾吃烤羊肉时候的一时兴起，她却在繁忙的家务和教课的空当动起笔来，第一稿并不成功，她没有气馁，重新改写了一遍。1943年1月《称心如意》首演，导演是黄佐临，李健吾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部喜剧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当时的剧评人评价，悲剧似乎容易讨好观众，当时形成了悲剧的粗劣繁盛。此时此地《称心如意》的创作与上演值得称赞，不但因为它是近年来少见的喜剧，并且是近年来少见的好喜剧。从人物和结构两方面看，《称心如意》是典型的喜剧。1943年的秋天，杨绛的第二部喜剧《弄真成假》也上演了，这被当时的剧评人认为是“近年来难得的喜剧”。李健吾甚至评价是丁西林之后的喜剧的第二道里程碑。
选择喜剧大概也与杨绛一贯理性、隐忍、克制的人生态度有关，她没有去做激昂的斗士，但是用细水长流的方式表达着她的立场和选择。她在《称心如意》原序中写道，上海虽然沦陷，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始终没有淹没。剧坛是一个重要阵地。当然，剧坛不免受到干扰和压力，需要演出一些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作为缓冲。如果说，沦陷区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除了题材的一枝独秀，杨绛的文学才华也在两部剧里体现。著名戏曲研究学者赵景深在《文坛旧忆》里写，觉得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围，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历史也没有掩盖杨绛的这两部剧作，美国康奈尔大学耿德华教授在1980年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反浪漫主义一章中，把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杨绛的戏剧、钱锺书的小说和散文归在一起，并专门辟出一章分析杨绛的戏剧。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里对杨绛戏剧的评价是，作家善于抓住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描写世态、鞭辟入里，而语言幽默，含着眼泪微笑，富有个人的艺术风格，不仅在当时是佳构，即使在中国话剧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跨越新旧时代
联想到钱锺书、杨绛之后的境遇，总不免会好奇当初夫妻俩为何没有选择去台湾或者出国。杨绛在中国社科院的同事、翻译家叶廷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都觉得回国，为国家搞建设是爱国的行为。那个时候可能很少有人会去想这样的问题。祖国一直打仗，积贫积弱，出国做二等公民，和平了在国内可以做些事。叶廷芳是冯至的学生、听过朱光潜的课，也是赵萝蕤的忘年交，是与那一代知识分子有交往的人。
抗战胜利之后，杨绛与钱锺书的生活确实优渥起来。最重要的事情是《围城》即将完成，这部小说在《文艺复兴》月刊上连载，读者们很爱看，都在打听钱锺书是谁。钱锺书的才华从学术小圈子扩展到了大众范围里。他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主编《书林》季刊，又兼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还担任了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钱锺书有了收入，杨绛就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她担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也给朋友的杂志写文章，经常约稿的有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储安平的《观察》，傅雷、周煦良的《新语》。
安心做学问和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久，内战爆发了。杨绛和钱锺书的师友、朋友们很多人被裹挟入政治，在去与留之间做选择。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1947年取缔民盟时，就倒向了左翼一边。当时还流行一种“中间道路”的主张，在英美和苏联之间找到一条中国模式，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杨绛和钱锺书的熟人们，朱光潜、费孝通等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甚至提出了32条主张，其中经济方面的土地国有化就包含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因素。
杨绛和钱锺书对政治不热心，钱锺书的工作每月要到南京去汇报，早车去，很晚才能回到上海。一次回来得很早，杨绛在《我们仨》中回忆，因为当天的晚宴要跟蒋介石握手，他就提前溜了回来。他俩也并不对新社会抱有一厢情愿的想象。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抗战时期，钱锺书的拜门学生经常请老师为他买书，其实是供老师读书。钱锺书新书、旧书买了不少，都盖有“借痴斋”的图章，这其中就包含有介绍苏联铁幕后面的书。英文小说《1984》和《动物农场》，他们也十分熟悉。杨绛写道：“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走，并非无处可去。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朱家骅是中央庚款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锺书。一次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职位，钱锺书立刻辞谢了。他说那是胡萝卜。胡萝卜与大棒相连，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的驱使。她还跟吴学昭回忆，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邀请钱锺书去台湾大学、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答应调车皮给他们运书籍和行李。香港大学许以教职。牛津大学汉学家斯伯丁（K.G.Spalding）1949年3月中旬还写信希望他们赴英，两人都不为所动。
留，是毫不犹豫的选择。郑振铎、吴晗都曾劝他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他们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他们是没用的知识分子。钱锺书在1938年决定回国时，给牛津的同学写信，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联结在一起的。到了1949年并没有改变。杨绛写道：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1949年5月26日夜，上海解放。清华大学吴晗到上海招聘。钱锺书和杨绛打算去北京生活。上海市委统战部为他们买了四张软卧票，同车去北京的还有日后杨绛在社科院的同事卞之琳。
洗澡
北京浓厚的政治空气并未感染杨绛变成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她也没有投入到意识形态里的热心。她一直冷淡地对待时代的变化，解放前没参加任何政治运动，解放后依旧让政治远离自己的生活。
杨绛宁可领“散工”的工资，而不愿意做专任的教授，因为怕开会，不想为冗长的会议浪费时间。她想办法尽量避开“争议”性的科目。她曾经在《控诉大会》里回忆，外文系的危险课是诗歌、戏剧、小说，她教“大三”的英国小说。她的朋友思想很进步，对她说，老一套可不行了。杨绛并不想学新一套，而是选择回避思想意识，着重艺术上的分析比较。她选择《大卫·科波菲尔》做精读和分析讨论的小说，因为狄更斯受到马克思的赞许，也受到进步评论家的推崇，政治上有根据。她不再进行容易带来麻烦的文艺创作，而是遁入了翻译里。50年代初翻译了西班牙名著《小癞子》，叶廷芳告诉记者，从翻译书目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杨绛的文学品位和眼光，这本小说属于巴洛克文学，在当时的中国不太有人知道，可能因为杨绛在法国的经历，她知道这个文学思潮的来龙去脉。
虽然内心对局势有闪转腾挪，“三反”和思想改造之前，知识分子之间的气氛还是比较轻松的。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里写道，外文系的学习会空气轻松，从未像法律系那样有时发言剑拔弩张。钱锺书常说点历史掌故，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钱锺书还曾经一一指出苏联《英文简明读本》语法上的错误，引起哄堂大笑。杨绛跟潘光旦的夫人赵瑞云、张奚若夫人杨景任交好，也时常去看望她和钱锺书的老师温德，给他炖鸡、请他吃年夜饭、过生日。
运动的乌云在无声地接近。杨绛和钱锺书的朋友、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创办者高崇熙被污蔑拿了公家的白金坩埚自杀了，燕园东门外果园的主人、留美园艺家虞先生也自杀了，因为果园归了公，从前的工人变成了积极分子，气势很高。虞先生想不通、受不了窝囊气，自己触电身亡了。
文化界的思想改造是绕不过去的事情。早在1949年，茅盾就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买办文化”的概念，崇拜洋人、醉心欧美生活，“月亮也是外国的亮些”，总而言之一句话，在人民中间散播民族自卑心理，就是买办文化的特长。这些观念是当时文化艺术领域政策的前兆。1951年底，“三反”运动开始，当时的中央认为，文艺界的思想工作缺乏严肃性、作家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自由主义泛滥，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纠正文艺脱离党的领导的状态。有文件明确指出，高等学校的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洗澡”和“过关”。
杨绛参加过几次“酝酿会”，就是背着被控诉的教师，集体搜集可资控诉的材料，比如某教师怎么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某教师怎么传布资产阶级的思想。杨绛也要准备自己的思想检讨，当时普遍的错误是“向上爬”或者“混饭吃”，她是散工不够“向上爬”、散工工资少、让教什么教什么，不够“混饭吃”，她的朋友暗示她症结在“animal farm”（《动物农场》），她在课堂上介绍英国当代小说时，讲过这本书。她的“洗澡”顺利通过了。
可是到了晚上的控诉大会却横生枝节，当晚的主题是由学生控诉教师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如何毒害他们。一个女学生上台来控诉杨绛在教授精读《大卫·科波菲尔》时，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杨绛在《控诉大会》里解释，即便是进步的狄更斯，小说里也有会惹麻烦的内容，她的做法是跳过去。跳，有时就有绊脚石，本来是解答学生提问牵涉的几句话，却被编派成“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当晚的主持人是从年轻时就认识杨绛的费孝通，他递了张纸条给女孩，请她简短点，但是，女孩根本停不下来。
杨绛受到了侮辱，她说自己，内心却没有丝毫羞愧，第二天清早，喜盈盈地到菜场人最多的地方去。如果是个娇嫩女人，大概关门上吊了。杨绛却迎着屈辱而上，把这个当作锤炼。她写道：当时，我的火气退去，就活像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控诉大会30多年后，杨绛写出小说《洗澡》，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进行讨论。“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这部小说里，只有一两人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读者出于喜爱，往往把他们看作主角。”最后，“洗澡”没有得到预期效果，因为谁都没有自觉自愿。杨绛的观点十分明确，人需要改造思想，但这必须发自内心，政治运动是无效的。
（感谢实习记者杨文轶对本文的帮助。参考资料：《我们仨》《听杨绛谈往事》《杨绛散文》《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知识分子、文革反思与消费热潮》《1949，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抉择》《论杨绛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戏剧创作》《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退隐、反抗与合作》）
主笔 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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