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读书与行路
在启蒙时代，大家都是很否定传统文化的，我觉得“不如是之甚也”；等到现在他们都狂热地吹捧传统文化，我也觉得“不如是之甚也”。
年近七十的李零还有很多计划，电脑里有好几份书稿，地图上还有好多目的地。他的新书《我们的中国》刚刚出版，是他带着书中的历史，踏访曾经的现场给出的一份记录。而暑假的行路计划已经在酝酿之中：因为写到了西周的“后院和邻居”，他萌生了去泾河上游——甘肃庆阳、平凉地区考察的想法。40年前从出土文献中触摸到古老的中国以来，“什么是中国”便一直是李零探讨的中心问题。不论是先秦两汉还是当代，学术研究还是杂文，这一核心问题却没有改变过。在《我们的中国》一书中，他正面从人文地理的经纬线中论述早期中国的形成，而背后则隐含着对西方在现代国族话语之下研究中国问题的回应。
李零的学问以自由活泼著称，他有古文字学和目录学的深厚功底，却又喜欢看似边缘的研究，比如他对中国古代方术、兵书的研究。他能从这些被人忽视的方面，进而讨论先秦诸子。在《我们的经典》这部讲解《论语》《老子》《孙子》《周易》的著作中，他阐述了自己所理解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我们的中国》的写作则延续了这种介于专业与通俗之间的论说风格。他越来越不介意学院学术与大众写作之间的区分，而致力于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讲清楚。他不喜欢正儿八经的采访和演讲，他说自己不善言辞，“负责任的话”早都写到了书里——因为书中文字都经过了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与锤炼，在读书与行路之间，一种灵活而又确切的风格，一种斩截而又扼要的叙述，是他对笔下文字的追求。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中国》这套书里收的文章，熟悉您的读者会发现其中有一以贯之的视角和关怀，有统一性，而在不熟悉的读者看来，可能又会觉得内容覆盖的面很宽广，体例和风格也多样。您是怎么想到将这些文章结集起来的？文章选择、分册编次有怎样的考虑？
李零：这些文章不是一气呵成的，不是连续地、按统一计划写的。老一代人，写书不容易。他们不太写书，写也是写小册子，比较容易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里把它完成，可是现在除了博士生写论文，好多书都是论文集，整体性不强。我之前在三联书店出的那套《我们的经典》比较有整体性，可是这套书（《我们的中国》），读书、跑路、写作，总是断断续续，走哪儿算哪儿，写到哪儿算哪儿，就像古人的地理知识，是拼凑出来的。
当然，我的文章，整理成书，还是要有层次的考虑：第一编《茫茫禹迹》，中国讲地理要从《禹贡》讲起的，而且我觉得在行走之前，首先应该有一个读书的准备，不然你也不知道目标是什么，所以最大的问题都是放在第一编。这一册有两篇大文章，第一篇讲“两次大一统”，那是我过去秦始皇陵博物院做的一次演讲；另一篇是之前没有发表过的《两周族姓考》。第二编《周行天下》，我讲了三个中国古代的旅行家：孔子、秦始皇、汉武帝，我是追随这些古人的足迹走。孔子走过的路，我整个儿走了一遍；秦皇、汉武巡游天下，军事、经济、文化、边防……他们什么都看，但祭祀遗址很重要。他们到过的地方，我尽量找，也跑了不少。第三编《大地文章》，是聚焦于山西晋东南的上党地区，聚焦于我自己的家乡武乡县北良侯村。这是把问题浓缩一下。中国早期，黄河流域的夏、商、周，夏在最中间，能够代表天下核心地区的就是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这一片区域。特别是山西本身的地理形势，东边是山，西边和南边是河，整个地形是天造地设，古人讲表里山河。所以我就聚焦于这个地区。第三编虽然讲行走，实际上跟阅读分不开。所以整部书就是阅读中国、行走中国。第四编《思想地图》，这部分跟《九州》这个不定期出版物有关。《九州》是我跟唐晓峰老师一块儿策划、编辑。我掺乎过封面设计，资助过出版，为它写过不少文章，还一起到野外考察。我想最后讲一点与地理有关的思想问题，比如“先秦诸子的思想地图”。
三联生活周刊：这套集子里收的文章，有偏于解说性、普及性的，比如《大地上的〈论语〉》是纪录片的脚本，也有授课的提纲如《禹迹考》；还有讨论学术上未决问题的文章如《周秦戎关系的再认识》。浏览下来，我的感觉是想起鲁迅在杂文集前面的一个表述：让读者自己“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那么对于这部集子，您心中是否有“理想读者”？您期待读者从文章中读到的东西是什么？
李零：我不太考虑如何迎合读者的口味。我的第一读者是我自己，我的第一目标是为自己解惑。我要说服别人，首先要说服自己。我现在越来越不太区分学院和大众，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很多学院派的学者，他们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说话，他们认为，非专业人士，我跟你没什么可谈。我觉得，学术文章最好写，可是那种东西，读者往往没法读。我在寻找一种东西，它要有学术基础，但一般读者也能看得懂。我自己本来也就是一个普通读者，所以要想办法把这个工作变得为更多人能够理解。但是因为这套书里的文章是在不同时期写的，有不同的对象，有些内容，还是比较艰涩。
三联生活周刊：书前引用了闻一多的《一句话》：“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为什么会选择这首诗？选择“我们的中国”作为标题，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
李零：“我们的中国”就是“我们的中国”，并非跟谁找别扭，把谁排除在外。闻一多有闻一多在他那个时代的感受，我也有我的感受。我这本书提到现代国家这个概念，我多次谈到“解构永恒中国”说给我的刺激。以前关于巫鸿教授的书，在美国有一个讨论，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insider和outsider的区分。很多中国学者觉得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理解和感受不会像外国学者那样隔靴搔痒，可是人家才不这么看。他们觉得自己作为outsider，立场反而更客观。这是个敏感话题，现在一说“我们”，好像你就拿他当外人了，他就成了不受待见的others（他者）了。历史上“他者”，观念很普遍。中国的内部也有“他者”。我对汉学的观感是，我们史书中的蛮夷列传诸藩志相当西方人的东方学。西方没有西方学，只有东方学，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国学，因为有了西学才有国学。其实双方，换位思考，没什么两样。我这本书，主要是正面描述，不打算用太多的笔墨讲别人怎么看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那您对汉民族以外的边疆地区这些“中国”内部的他者的兴趣和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零：我一直都有兴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还到民族所去听课，听杨堃先生讲课，跟吴泽霖先生吃过饭。新中国成立之初，史学工作者都很看重民族史的研究。我后来读王国维的书，也注意到清代学术有个显学是西北史地问题、边疆问题的研究。其实，清代学者已经意识到，我们讲的中国历史其实还有另一半，那一半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汉地的历史。中国并不是只有本部十八省，不是只有二十四史前面的主体部分。王国维讲五大发现，有三大发现都跟西北有关。这些东西也是西方学者所关注的。1999年，我写《入山与出塞》那篇文章时（收在同名的书里），谈到因为新的史料、新的发现，使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我就说，外国学者是从周边看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的论述里，古老的历史问题和对当下的关注似乎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
李零：不管是我刚开始做学术时还是现在，我的关注点一直是两个：一个是特别早的东西，一个是特别晚的东西，我对中间的事不太关心，对中国的一头一尾更感兴趣。当年插队看闲书，我关心的是现代问题，是身边的问题。后来之所以把兴趣转向特别早的东西，一个是觉得距离太近观察不了，再一个是比较害怕政治风险。我不喜欢政治，我对政治的关心只是一个普通人对周围的事情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我主要关心的还是学术。
三联生活周刊：那您接下来的研究和写作的计划是怎样的？
李零：因为《我们的中国》这套书里面提到国家形态的问题，我接着想写一个《波斯笔记》，讲伊朗考古的，这个看似跟我在山西的考古十万八千里。上世纪80年代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实际上是他的希腊笔记。这书有80年代的特点。我想从波斯的角度，波斯与中国的比较讨论一点问题。我有很多计划，也可能完不成。我不喜欢一网打尽，也不追求颠扑不破。我认为，任何学术都是开放的，你不要想把所有学问都吃进去，没做完其实很好，所以我可能过一阵就会转移到别的地儿去。这样也是个调剂，老盯着一个题目写，我会很压抑。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学术经历跨越40年，先后涉及的领域也很多，考古的、古文献、古文字，还有古代思想和文化。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或者问题的时候，是有怎样的契机？
李零：这有很多偶然原因，比如换工作，换环境，有时跑到国外去了。给国人讲，给外国人讲，我要考虑对象。岁月不饶人，我得计算自己的精力。比如说，我做方术研究，突然碰到一些医学问题，我根本不是搞医学的，那我就赶紧恶补；考古和艺术的关系，也是做一些题目的时候涉及到。人的知识系统本来就是已知和未知交织在一起，对于未知只好补课。由于兴趣，会从一个领域窜到另一个领域，自然而然就去了，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原因。你要老想着我不是干那行的，那你好多东西永远不会去涉足。文科各系的东西，我几乎都有所涉及，甚至我会窜到医学、军事、地理等领域。我是跟着问题走，跟着兴趣走，需要什么学什么，需要什么补什么。
我经常在想，我已经学过的别浪费了。一方面要去开辟新的东西，同时尽量利用原来熟悉的东西，还是要有本有末。要从原本受过训练的地方慢慢生发，根据问题窜到别的领域。我以前学考古，但现在中文系，当初调进中文系是因为古文字。我在古文献专业教书，但我一天也没上过古文献专业的课。我只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利用考古学的材料，从出土文献研究传世文献。我写《孙子古本研究》的时候，是像考古类型学一样来处理文本的类型问题。以前的一些知识是被学术界人为地分成好多不同领域，我不管。在医院里，有一些疑难杂症，不是找各个科室来会诊嘛。我一方面是利用自己的各种知识进行会诊，另一方面实在不行了，还可以请别人来帮我。我很感谢很多学术上的朋友。人，不必什么都懂，碰到问题了，我可以请教专门搞这个领域的人，请别人把把关，防止自己太野狐禅了。
三联生活周刊：对思想史的研究是到中文系来之后做得比较多吗？
李零：是，我首先做的是方术研究。通常大家都是做诸子研究，我是先跳出诸子，做方术、兵书，等于是古代的技术，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再来重新读诸子。《我们的经典》那套书其实就是我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
三联生活周刊：在专业学术领域之外，很多读者对您的认识可能来自您的杂文，对专业以外的问题阅读、思考和发言也很多。您写杂文的缘起是什么？
李零：80年代的时候我真正想搞的是学术，而不是杂文，因为在专业圈里你写杂文好像有点不务正业。到了社科院以后，我天天对着拓片学习古文字。那是我最不关心政治、最热心学术的阶段，大家通常说的“启蒙时代”，我最“麻木不仁”。但现实生活经常充满荒诞感，我写杂文是为了回应一下这种荒诞感。我觉得好多人说的东西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要抵抗这些东西，这种情况下我会说几句话。就像在启蒙时代，大家都否定传统文化，我觉得“不如是之甚也”；等到现在他们都狂热地吹捧传统文化，我也觉得“不如是之甚也”。
写杂文跟古人写诗一样，多半是随意为之。因为我原本不是学院派的学者。我的兴趣比较野，语言也比较野。我用这种方式讲话，比较得心应手。学术文章最好写，但不一定适合表达思想。
写“小快零”的，咱们中国最丰富，就是笔记体。先秦诸子就是笔记体，也可以叫碎片体。碎片体可以让你比较随意，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计划藏在心里，你可以随手写来，然后再组织。
我在学术圈混太久了，养成坏习惯，以前写杂文太长，而且一开始写杂文的时候还会用注，后来逐渐才改掉。我现在不太想写那种起承转合、首尾合龙的东西，觉得碎片体更自然。你把随手写的东西组织起来，多好啊，就像蒙太奇一样，把大量积累的镜头编一编。我追求那种美学效果，觉得文章越短越好。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您在写文章的时候反复修改、断句，不仅仅是内容，背后还有文体的追求？
李零：我现在不怎么在乎文章是文一点还是白一点，学术一点还是通俗一点，我只想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表达方式。我年轻时学写诗，觉得是花团锦簇最重要，年纪大一点就觉得流畅、明白如话更重要。我写文章，尽量让句子短，而且尽量不引经据典。我希望文字有穿透力，最好是我阅读、思考、消化以后重新传达的东西，而不是以原来的面貌出现。
记者 周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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