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高原与海岸
巴西这片土地有着卓越的融合、妥协和接纳精神。三种因素形成了巴西民族：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和葡萄牙人；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者它们的任意组合，都拥有让巴西人引以为自豪的品质。”
发现
在拉丁美洲的地形图上，巴西高原的广袤令人印象深刻，它像是一座由大西洋、亚马孙平原、拉普拉塔河流域和安第斯山麓环绕的岛屿。它的东部与海洋并立，阻挡着大西洋南部反气旋带来的温暖湿润的信风，在南美大陆的东部边缘形成一串狭长的雨林。往西，600到800米海拔形成桌状高地，山岳、地岗、丘陵此起彼伏。在高原的西南缘，阿曼拜山脉为它把守大门，那儿是南美母亲河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的分水岭。山的东边，高原孕育着一望无际的灌丛林地；西面，巴拉圭河上游河水泛滥的平原在巴西的边境形成一片沼泽地。
500多万平方公里的巴西高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尽管亚马孙是巴西最著名的地理名片，但巴西高原才是它的精神归属。高原的面积占据整个巴西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二，它囊括了巴西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首都巴西利亚建在它的腹地；在海岸线上，累腓西、萨尔瓦多和里约热内卢这些历史文化名城像明珠一样点缀在它的边缘。
一部从大西洋海岸线向巴西高原内部的地理探索史几乎就是一部现代巴西的形成史。1500年3月8日，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奉葡萄牙国王曼纽埃尔一世之命，率领着载有1200人的13艘船只，沿着达·伽马发现的航线出海。他们的目的地是印度。卡布拉尔按照达·伽马的建议，在非洲西南部热带海域航行时不再沿海行进，而是向西南方驶入大西洋深处，然后再往南行驶。但在实际的航行中，他们向西南航行的弧圈画得太大——船队在通过佛得角群岛后遭遇强烈风暴，被赤道洋流推到了较远的海域。4月22日，船队在一块陆地上登陆了。在帕斯夸尔山脚下，好奇的卡布拉尔宣布这块新发现的土地归他管辖。他花了一周时间考察海岸。在继续向亚洲航行前，卡布拉尔写信给国王报告发现新陆地的消息。这便是巴西正式编年史的开始。
卡布拉尔的登陆之处是今天巴西巴伊亚州的塞古鲁港。在此后的几年，葡萄牙人开始慢慢探索海岸线。1502年1月1日，一支舰队到达瓜纳巴拉湾（Guanabara）。他们误将海湾当作了一条大河的入海口，于是将这里命名为“里约热内卢”，意思是“一月的河流”。葡萄牙人认为，这里或许可以成为前往印度的一个中转站。葡萄牙人眼中的新大陆是什么样子？1560年，一位耶稣会神父在给大主教教区的回信中这样写道：“假如地球上有天堂的话，我认为它一定在巴西。”
从里约热内卢往南，到今天圣保罗州的桑托斯港口一带，岩性坚硬的石英岩、片岩组成脊状山岭和断块山，构成了巴西高原的东缘——大西洋沿岸壮观的大峭壁。里约世界闻名的基督像之所以恍如神迹，正是因为它脚踩着710米高的科科瓦多山，那是巴西第二高的花岗岩绝壁。在基督像脚下俯瞰里约，就能明白地理条件是何等的馈赠：它地貌呈现出一高一低的鲜明反差。海边陆地的海拔极低，先是在岸边形成浅滩，进而向内陆形成大量像罗德里戈湖那样的潟湖；再往里，山丘突然拔地而起。海拔、湿度、温度和太阳辐射在复杂的地貌下极为多变，为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提供了可能。温暖湿润的信风在山间形成雨林。即使是今天，这些巴西高原边缘的大西洋雨林的面积只剩下亚马孙的零头，但生活在这里的哺乳动物有269种，是亚马孙的60%以上。根据里约市政府1997年的调查，在这座繁华都市之中，仅极危、濒危及易危植物就有247种，相应动物种类也多达147种。
葡萄牙人最初并没有从海岸翻越峭壁悬崖，深入巴西高原的渴望。17世纪的历史学家形容葡萄牙人：“他们似蟹般紧靠着海岸。”托多苏斯桑托斯（Todos os Santos）、维多利亚（Vitoria）和瓜纳巴拉（Guanabara）等深海湾提供了优良港湾，足够他们将财富源源不断地运走。最初，他们留意到土著人身上涂抹着的红色，发现了一种其貌不扬的树种能够榨取优质的红色染料。在欧洲，这种珍贵的染料受到高度追捧，并很快用于奢华布料如天鹅绒的生产上，以满足不断涌现的中产阶级的需求。1511年，这种木材的名字“Brazil”第一次出现在了地图上。也正是因为这只钱袋子吸引了法国人的注意，葡萄牙人才决定在新大陆殖民。1532年，玛蒂姆·阿方索在今天的桑托斯港附近地区建立了圣维森特（Sao Vicente）殖民地，并建立了小教堂、小政府总部、两个小城堡和居民区。人们开始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小麦、葡萄和甘蔗，1533年第一个制糖厂投入生产。在里约，高约400米的面包山位于瓜纳巴拉湾入口处。它山体陡峭，四壁光滑，颇像一个立着的椭圆形面包。但实际上，在巴西人嘴里，它是“糖堆”，这是一种更符合历史的想象：在殖民时代，蔗糖被装进锥形的容器里，从瓜纳巴拉湾运送出海。
新巴西人
今天的巴西葡萄牙语至少有300个描述不同肤色色度的词。两年前在里约，私人导游协会主席、土生土长的里约人路易斯·达林和我坐在科帕卡巴纳海滩的小吃亭里。“看看这些人，”他指着海滨大道上络绎不绝的慢跑者，“没有人的肤色、发色是完全一致的。你瞧瞧我，我的皮肤是白色的，眼睛是蓝色的，可我的头发却呈现出非洲人种的细卷，谁知道我祖上是怎么回事呢？在这儿，没有人关心你从哪儿来。”
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巴西史》中说，巴西的历史表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例如，巴西在19世纪由殖民地到独立帝国、从君主制到共和国、由蓄奴社会到自由社会的转变本质上没有经历暴力，这是新世界少有的现象，他将此归结为这块土地卓越的融合、妥协和接纳能力。里约热内卢优秀艺术博物馆里收藏着默德斯托·戈麦斯1895年创作的象征性油画《汉姆的救赎》。画中，黑人祖母靠着棕榈树，父亲是一位白人移民，他的混血妻子抱着孩子。虽然这幅画反映了当时官方的种族态度：白种血统将漂白黑种血统，产生一种欧洲化的巴西人。但它也说明，在巴西黑人并没有被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在巴西历史上，从未出现像南非和美国那样的制度化的种族政策。阿方索·塞尔索的民族主义著作《为什么我为自己的国家骄傲》在1901年首次出版后反复再版，成为绝大多数巴西小学的必读书目。他在书中自豪地断言：“现在被大家广泛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三种因素促成了巴西民族的形成：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和葡萄牙人……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者它们的任意组合都拥有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品质。”
在南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各自占据了大片的土地。西班牙征服者遭遇并摧毁了三个土著文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秘鲁的印加人以及中美洲的玛雅人。土著人的反抗随着天命国王的被杀而瓦解，西班牙人由此得以将他们的统治根植于原有的国家机构之中。而巴西的情况则不同。
巴西的土著民族是使用图皮语的印第安人，他们有限的人口分布在广袤的土地上，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完备的集权社会结构。在大西洋沿岸，他们是欧洲人最早，也是长期接触的唯一重要的印第安人群体。他们在富饶的土地上种植木薯、玉米、豆类、马铃薯、辣椒、南瓜、甘薯、烟草和菠萝，他们过着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炎热雨林不需要衣服，由于通常裸体，他们发展了一种身体装饰艺术。他们在自己身上绘制精美的几何图案，在鼻子、嘴唇和耳朵上插入石制或者木制的手工艺品，用色彩鲜艳的森林鸟类羽毛做修饰。他们快乐、赤裸的外表使葡萄牙人认为，他们是大自然天真无邪的孩子。巴西第一位编年史家佩罗·巴斯·德卡米尼亚（Pero Vaz de Caminha）惊讶地向葡萄牙国王汇报：“陛下，这些人比亚当还要无邪。”
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葡萄牙人需要印第安人的帮助来适应这片新土地。印第安人向他们介绍了木薯等新的食物，教会他们狩猎和捕鱼、森林药物的价值、清理土地的办法以及在新大陆耕种农作物的方法。葡萄牙人借鉴了印第安人在内陆水域航行时使用的轻舟，模仿印第安人的方法建造简单、耐用的房屋。
在巴西历史的头100年里，到达新大陆的葡萄牙女性非常少。葡萄牙男性与印第安女性结合，出现了大量混血后代组成的村庄。这些“新种族”在身体和心理上都能很好地适应这片土地，他们从父母双方那里汲取了不同文化的精华。文化融合的一个标志是，17世纪，葡萄牙裔巴西人在地理术语中开始用印第安语代替葡萄牙语的地名。《巴西小词典》这本现代词典列出了来自印第安语的2万个单词。16世纪末，曾在巴西生活过两年的英国人托马斯·图尔纳概括了他观察到的依赖关系：“印第安人是大海中的鱼，丛林中的狐狸，没有他们，基督教徒的生活或生存将既无乐趣亦无益处。”
对新大陆的征服并非是完全非暴力和非奴役的，但暴力和奴役受到了难得的限制。由于渴望看到帝国境内的印第安人成为基督教化的臣民，葡萄牙国王反对奴役印第安人。1511年，曼努埃尔一世规定任何人都不能伤害印第安臣民，违者将受到与伤害欧洲人一样的惩罚。
教士们是国王意志的坚定执行者。1549到1598年间，128名耶稣会教士到达巴西大西洋沿岸。他们把以教会为中心的欧洲文明带到了印第安人中间，并通过在殖民地建立最好的教育设施在热带地区精心培育这种文明。土著被聚集到教会村庄生活，村庄以教堂为中心，教堂附近有学校、居民区和仓库。每天，教堂钟声唤醒新信徒，召集他们做弥撒，然后，他们沿途边唱赞美诗边到村庄外面去耕作，教友们向年轻而有能力者传授阅读、写作以及各种有用的手艺。于是，人们说葡萄牙语，他们的出生、成长，结婚到葬礼都按照天主教的仪式进行，一种共同的信仰在不同肤色的人们之间建立了起来。
糖和红木将巴西融入世界市场，也为它带来了第三种文化。为满足种植园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1538年，第一名从非洲而来的黑人到达巴西。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来自几内亚、达荷美、尼日利亚、加纳、佛得角、圣多美、安哥拉、刚果、莫桑比克以及非洲其他地区的黑人源源不断地进入巴西。他们之间不断混血，同时和白人、印第安人种族通婚。黑人厨师把红辣椒、黑豆和秋葵等新食材，卡鲁鲁、华达巴等烹饪调料引进到巴西饮食中，此外还带来了木勺、研钵和研杵等厨具。“黑人保姆”给种植园主的孩子讲非洲故事并唱非洲大陆的歌谣，她们也用这些来取悦主人。种植园成为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交汇、融合的场所，不过几十年光景，非洲文化的特征已经明显地体现在殖民地的服饰、音乐、舞蹈和宗教上。
腹地
在圣保罗伊比拉普埃拉公园里，有一座宏大的先锋旗手纪念碑（Monumento às Bandeiras）：走在最前面的男子骑着高头大马，后面跟着人数众多的随从与奴隶。从17世纪开始，一群自称为“先锋旗手”的新巴西人开始了穿越和探索巴西高原的旅程。
在高原边缘的雨林地带，红木已经砍伐殆尽。来自加勒比海欧洲殖民地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巴西从糖料作物中获得的收益下降了三分之二。新大陆陷入衰退，似乎已经走向穷途末路。
巴西高原回应了新巴西人的渴求。在米纳斯吉拉斯（葡萄牙语中意为“多种矿产”）无人居住的峡谷中，在维利亚斯河里，人们发现了第一批金子。黄金改变了巴西的命运。在欧洲，葡萄牙人从大西洋另一边漂洋过海涌入巴西，对非洲黑奴的需求量激增，于是非洲至巴西的海路成了贩奴热线。人们对巴西的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海岸，对黄金的狂热追求激励着旗队到达更远的西部地区，大量沿海居民被发财梦吸引迁移到高原内陆，国家的疆界被大大扩展了。
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黑金城“欧鲁普雷图”（Vila Rica do Ouro Preto）凝固着那个时代的辉煌。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这样描述：“在矿工雪崩般到来的过程中诞生的黑金城，是黄金文明的精华。从其自然地位来看，这个城市是全美洲的首脑。从它所拥有的财富来看，它是巴西的明珠。”18世纪中期，里约人口仅有2万，纽约也不过5万，而黑金城却拥有11万人口。在发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100多年前，黑金城所产的黄金一度占到世界黄金总产量的70%。
现在的黑金城是个宁静的“露天博物馆”。坡度很陡的街道随地形高低起伏，巴洛克式天主教堂的曲线轮廓统领着城市天际线。从外表上看，这仿佛一座十足的欧洲城市。但事实上，当年，奴隶与白人的比例高达5∶1。黑金城出现了大量黑人与白人、印第安人与白人乃至黑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正是白人木匠与混血女奴的私生子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里斯本完成了城里那13座辉煌巴洛克教堂的建造。他在巴洛克的繁复形式中注入“洛可可”的流畅元素，创造出巴西式的巴洛克风格。这个从未受过专门教育的艺术家在身后得到了“巴西的米开朗琪罗”的称号。
黑金城的故事在100多年前就因为矿产的枯竭而结束了，但正如历史不断重演的那样：巴西的发展与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渴求纠缠在一起。而在巴西，自然总是如此慷慨，总是能奉献出新的物产。
沿海的群山将圣保罗州分成了两个部分：广阔的高原内陆和以桑托斯港为代表的狭长沿海。圣保罗正好位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它也是河流的交汇处，连通巴拉那河与拉普拉塔河，它们的流域覆盖了巴西整个东南部地区。19世纪，巴西高原的气候条件使其成为种植咖啡的热点地区，圣保罗充当了广大内陆种植园与桑托斯港口之间的枢纽。
从表面看，咖啡种植的兴起，不过是巴西单一农作物经济的又一轮简单循环。咖啡和糖具有许多相近的经济特征：大种植园、单一农作物、依赖国外市场。咖啡庄园的规模和经营模式也和糖料种植园相似，但相似之中蕴含着改变巴西历史的巨大不同：咖啡的种植和加工都需要更大的投资，这刺激了金融业的发展，并使种植园和国外资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咖啡种植者更支持自由化，乐意用新技术、机器进行试验。大部分咖啡产业兴起时，奴隶贸易已经停止，咖啡种植园广泛地使用领薪雇佣人员。
近100年的咖啡经济为圣保罗的工业化创造了一切条件，它已经有了一个完备的出口港。1875年以后，铁路在巴西迅速扩张，绝大部分线路集中在东南地区，其特征就是将遍布内陆的种植园与圣保罗和港口连接。圣保罗城里到处是金融机构，随时准备向利润丰厚的新领域注入资金。19世纪初，为了方便圣保罗的咖啡贸易，王室在圣保罗建立了第一所法学院，也就是今天圣保罗法学院的前身。此外，在废除奴隶制后，为了保证种植园的劳动力供给，巴西从欧洲大量移民。这些移民往往都是技术工人出身，他们一旦离开种植园，就是巴西本土稀缺的高素质劳动力。
到19世纪80年代，巴西社会的上层发生了分化。从全国来看，传统的大地主与地方、州和国家政治家的友谊或家庭纽带是基本的权力结构，而在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咖啡种植者日益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巴西史》中说：“新兴城市中心联合有资本的咖啡种植者，挑战农村新资本主义和垂死的大地产阶级的权力，这是当时巴西斗争的基调。”巴西高原孕育的并不只是咖啡，还有巴西共和国的诞生。
文 徐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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