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悲剧还会再度上演吗

 
毕节悲剧还会再度上演吗
2016-12-05 15:45:49 /故事大全

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两次贵州毕节儿童殒命事件的悲剧性也并不相同。

6月9日,毕节四兄妹在家服用农药自杀身亡。这个悲剧一度被认为是3年前事件的翻版——2012年冬天,毕节5名儿童在街头垃圾桶内点火取暖,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他们死于物质的极度匮乏:死前饱尝饥饿的折磨,直接死因则是为了抵御寒冷。

这一次,四个孩子在家饮毒身亡,也曾被描述为物质极度匮乏的结果。但很快,事实起了反转。他们的生活固然谈不上丰裕,但也不至于吃不饱穿不暖,在外打工的父亲持续寄钱回家,殒命后,人们在孩子家中发现很多玉米和腊肉。有吃有喝,为何自杀?白天不懂夜的黑,城里人也一度疑惑,应该如野草一样耐活的乡村儿童,为何走上绝路?

悲剧发生,人们自然要追究责任。但如果仔细看新闻,你会发现,要找某个具体的人负主要责任,可能会找不到,比如父母、邻居、学校老师、政府官员等等,他们或是有情有可原之处,或是有所作为但未能避免悲剧发生。当事情变得过于复杂,很容易让人要么陷入失语的境地,要么随便找一个对象责骂以发泄内心的愤懑——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

相比此前发生的流浪儿垃圾桶内取暖身亡事件,此次事件触及的社会问题更加深入。他们并非死于物质匮乏,但仍是死于匮乏,死于正常生活的匮乏。物质匮乏很容易解决,毕竟社会财富已经积累很多,只要保障机制正常运转,大米白面送上家门,个案的饥寒交迫很容易解决。但正常生活匮乏的解决则复杂得多,它所导致的悲剧,也更加无解。

“我曾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13岁的哥哥在遗书中,以诗一样的话语宣布他为何自杀——这厌世的笔调,本不该出自一个少年之手。实际上,他扮演的是一个中年人的角色,父亲外出打工之后,他必须承担起父亲的职责,这对他来说实在太沉重了。而三个更加年幼的妹妹,只能在13岁的哥哥的带领下生活,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凄惨的事情——从现有报道看,很可能正是哥哥“带领”她们走向了死亡。

这四个孩子的困境确实有其特殊性和极端性——母亲早早离家出走、身边没有直系长辈照顾、不是从小生活在这个村庄——但从匮乏角度而言,他们与中国6100万留守儿童(其中独居留守儿童205万)的匮乏感,差别只在于程度。即便有爷爷奶奶的照顾,又会怎样?随便检索新闻,就会看到大量的类似悲剧,在凋敝的乡村,年迈的爷爷奶奶有心无力,儿童意外殒命常常发生,也发生过愧疚的老人随后赴死的连环悲剧。

某种程度,中国的繁荣建立在对乡村家庭的拆散上:成年人离开乡村,村庄变成城镇,孩子们在被拆散的家庭成长。但家庭,自打出现在世界上,拆散它,就是一个悲剧。因为国内移民,出现如此大规模,如此大比例的留守家庭,在人类历史上,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从未出现过。其根本原因,便在于城市只需要劳动力,而不需要由此带来的“冗余”的家庭。

即使没有出现殒命的极端情形,这些在正常生活匮乏中成长的儿童,比起正常环境下的孩子,更容易成为叛逆少年,拥有极端性格,甚至反社会的人格。信息社会的发达,会让孩子们模糊看到世界的模样,被抛弃感更强烈,可能的悲剧也更激烈。他们成长之后,终会“反哺”社会:这是他们的悲剧,也将是其他人的悲剧。

对这种悲剧的反制,其实早应该提上日程,但纵观近些年,反制措施并未有效开展。

一方面是投入的不足,相比对城市大规模的投入,对农村尤其是对留守家庭的投入,虽有增加但仍然少得可怜。比如说,寄宿学校不失为权宜之计,但数量却远远不敷使用。此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现实实践上看,民间NGO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上,动力更充沛、机制更灵活、效果更明显,但非政府组织事实层面的长期被压制,导致有效的社会解决机制并未普遍建立。

另一方面,让家庭流动而非仅仅让劳动力流动的诸多障碍仍然横亘在面前,无论是制度层面的户籍管理,还是管理层面对“贫民窟”的清理。更糟糕的是,特大城市狭隘地囿于地域利益,在教育问题上设置高门槛,也额外产生了更多新留守儿童——他们一度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因为教育问题而不得不独自回到家乡,迷失于正常生活匮乏症中。

没有人会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毕节悲剧还有再度上演的可能——如果听任那些致命的匮乏继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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