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校
几乎每一位20世纪拉美小说家的笔下都曾出现过上校（The Colonel）这个形象：在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里，他是引发整个故事的关键人物何塞·松连特；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是发动过32次起义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在略萨的《公羊的节日》里，则是无处不在的军情局长阿贝斯·加西亚。“上校”代表了一种拉丁美洲专属的军人政治模式和独裁文化：既不同于欧洲和亚洲的元帅们，也不同于非洲的少尉和上尉。伊图维德在成为墨西哥第一位总统和皇帝之前，曾长期担任西班牙殖民地军上校。胡安·庇隆在上校任内参与了1943年政变的策划，并出任阿根廷副总统，就此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而危地马拉在1954年发生军事政变后，组成执政委员会的5名军人竟然全是上校，特殊之处可见一斑。
在经济结构单一、利益集团和阶层分化严重、教会拥有巨大影响力的20世纪初的拉丁美洲，律师和军人大概是最有希望迅速改善社会地位的职业。一个年轻人需要首先募得一笔巨款才能入读大学法律系，军事学院却是完全免费的。为了和同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争夺土地、矿产以及河流航行权，从小国巴拉圭到大国阿根廷、巴西都在从欧洲购进“克虏伯”式野战炮、“维克斯”式坦克、大型舰艇乃至战斗机，并需要一批具备基本科学素养和专业技能的军人来操作它们。于是，那些刚刚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年纪不过十八九岁，就有机会操纵整个国家最昂贵也最尖端的军事装备，并与他们的外籍顾问交流，从眼界到心气都高过那些见识短浅的前辈。倘若他们在最初的十几年军旅生涯中表现良好，或者攀附上某位贵人，便有希望在30来岁时进入参谋学院进修，随后或者在军种司令部和总参谋部担任要职，或者在一线出任团长和旅长。那些年过六旬、昏庸颟顸的老将军们倚重他们的业务能力，底层士兵则钦佩他们的才干和见识，故而40岁左右的校官虽然不是南美军队中最显山露水的群体，却是国家军事机器实际的控制者。
从家庭出身看，校官们并不能算某个特定阶层的代言人，他们中既有渴望摆脱贫穷的农民之子，也有志在积累政治资本的商人后裔。但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崇拜玻利瓦尔、圣马丁等前辈强人，并受到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主教们是他们的支持者——和倾向于重新分配土地、并限制教会在教育和法律方面的特权的左派政治家相比，军人从来都是旧秩序的维护者，因之远比文人政客来得可靠。天主教会在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的社会关系则为校官们和跨国资本乃至外国政府联手创造了条件。就连普罗大众也认为军人是秩序和复兴的象征：经历了走马灯式的内阁轮换，他们现在更盼望有一位固定的领导者。
但校官们无法解决代际轮替和领导权继承问题。事实上，之所以是上校更容易成为政变和革命的领导者，恰恰因为在和平时期晋升为将军的机会少之又少；一旦已经升至上校这一“瓶颈”军衔，短期内又看不到成为将军的希望，军官们便倾向于直接插手政治，以实现个人抱负。但同一时期具有较高声望的上校往往有数人之多，最高领导权面临相互竞争的不稳定状态，实际上只能朝两个方向演进：要么收买或罢黜其他同僚，成为唯一的独裁者，并使全国军事、立法和司法权力完全唯自己的马首是瞻；要么转向民粹主义，利用公众游行和投票来增加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形成一种混合有直接民主和军人独裁的中间政体。玻利维亚的巴里恩托斯和智利的皮诺切特属于前者，秘鲁的贝拉斯科和阿根廷的庇隆属于后者。
在1943年借助政变跻身政府中枢之前，胡安·庇隆上校已经形成了他独特的政治观念：工会运动愈演愈烈的阿根廷需要的是一种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以群众运动作为政府的后盾，政府为群众提供经济和社会保障。在政变后的“上校政权”中，庇隆被任命为副总统、陆军部长兼劳工部长。他建立了覆盖大部分劳动者的养老金体系，在劳资纠纷中向工会一方倾斜，并改善了第一、第二产业的最低工资和休假制度。1944年圣胡安省发生地震后，庇隆不仅亲临一线指挥救灾，还广泛组织社会名流和团体筹措善款，获得了惊人的声望。担心被他盖过风头的同僚们在1945年10月改组了内阁，将庇隆逮捕入狱，但支持上校的工会发动了全国性罢工和游行，使他们的恩人在8天内就被释放。庇隆也就此完成了个人政治身份的转型：他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1946年总统大选，不出意料地高票当选。
庇隆的10年总统任期留下的是一系列复杂的业绩：他宣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不同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条道路”，能够兼收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福利主义的长处。劳工总同盟成为政府最坚定的拥护者，出身贫寒的第一夫人伊娃·庇隆在全国巡回演讲，从事济贫和赈灾事业，并把功劳归于自己的丈夫。内阁以五年计划为中心推动经济起飞，将中央银行、铁路、大学和公共交通事业相继国有化，并专注出口谷物、牛肉和棉籽以积累资金。在政府投资的拉动下，阿根廷成为南美最早启动大规模工业化的国家，工业产值在6年内增加了40%，国民平均工资上涨超过30%，七成以上的劳动者拥有社会保险，大部分拥有住房。
在外交政策上，庇隆延续了他对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亲善姿态。大批前纳粹战犯相继逃往阿根廷藏匿，庇隆政府利用其中的技术人员研发出了南美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和第一型导弹。他对英美两国持民族主义的拒斥态度，不仅将其在阿根廷的商业资产国有化，还率先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并向莫斯科出口粮食。1948年美国曾提出将阿根廷纳入马歇尔计划，但庇隆认为这项计划将“给扼杀阿根廷工业化道路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坚决予以拒斥。结果不仅引发了全国性金融危机，还使政府信誉大大受损。
一切后发工业国家都面临资本积累问题，庇隆的做法是从农产品出口和国有化的盈余中允出资金，以政府投资拉动就业和增长。但过于单一的出口结构极易受国际市场行情影响，加上庇隆在贸易谈判中寸步不让，阿根廷的外贸收入自1948年起进入下滑期，不得不频繁贬值货币，并从国外借债。高福利和国有化中的腐败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经济陷入滞涨状态；而工会成员因为收入不稳，对政府的支持率也在下跌。1955年，当庇隆提出允许自由离婚并建议将卖淫合法化之后，受天主教会支持的军人集团发动了政变，逼迫他流亡海外。新政权向庇隆的支持者们展示了前总统不为人知的一面：来路不明的珠宝、艺术品、跑车和游艇，并立法禁止庇隆主义者参与议会选举。庇隆本人则待在西班牙，托庇于老相识佛朗哥大元帅。
事实证明，当收入增长停滞、社会分裂加剧、暴力活动加剧时，阿根廷人总会重新开始怀念庇隆。1973年，年近八旬的上校被当作救星迎回国内，并在9月的大选中获胜。这一回，老上校变得更像一个典型的独裁者了：他的第三任夫人伊莎贝尔·庇隆（和伊娃一样出身夜总会歌手）被任命为副总统，长期以武装斗争支持他的左翼庇隆主义游击队则遭到了政府军的围剿。不过庇隆的最后一次执政仅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一场心脏病彻底终结。他被安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遗骨在23年后遭到盗掘。继任总统的伊莎贝尔·庇隆决定与军人集团合作、以维持独裁统治，但最终在两年后被另一批上校推翻。
庇隆上校已死，但庇隆主义的影响在阿根廷依旧存在。1983年阿根廷实现民主化以来，由工党改组而来的正义党在执政时长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不止一位总统曾被称为“新庇隆”、“新庇隆夫人”；而他们的执政表现也延续了庇隆主义高福利化、激进、不稳定的特点。或许每一个阿根廷人心灵深处都活着一位上校，每当他们需要激情、慰藉和拯救时，就把他从某个角落重新拉出来。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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